在七十年代以前，港英政府未为香港引入民主制度，香港人对参与政治的机会相当陌生。港英政府直接统治香港，并利用少数华人精英对社会其它绝大多数的华人进行辅助管治，形成了以殖民者和高等华人为主宰，多数平民为不参与政策的政治环境。虽然五十年代港英开放了市政局的选举，可是登记选民由于严格的门坎限制没有超过整体人口的1%，加上市政局的决策范围很有限，每届投票率只有20%左右。上层的管治阶层基本上更是完全封闭的，普通人民没有政治参与的渠道。
在中英谈判至回归其间，即于七十年代至一九九七年，香港才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去殖民化」、「行政改革」、「民主化」与「回归」，当中的民主化的目的是以「还政于民」对抗「还政于中」，因此香港的民主进程因面对回归中国而突然急进，港人普遍未习惯投入政治参与。
香港在七十年代才推行六年小学强逼义务教育，到七十年代后期，将强逼义务教育扩大推行至初中，实施九年强逼义务教育。虽然教育得到普及，然而港英政府基于其宗主国利益的考虑，教育的方式刻意「非政治化」，不利于培育具政治参与意识的公民，学校教育以实用性为主，又以俗称「填鸭式教育」之背诵型考试主导，不重视学生的个人批判思考，更加不着重训练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是培养华人精英作为公务员，另一方面是培养贡献于经济发展的人才，刻意弱化香港人的国族与政治观，香港人政治、社会观念淡薄，实用主义极度膨胀，形成七、八十年代只着眼经济的港式哲学。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普遍没有足够空间去思考政治，一方面如以上提及的根本性的公民教育不足，教育刻意避而不谈政治，导致经济成为民心的归属。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基于战后影响以及处于冷战的时利，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气氛被一种拼搏与力争上游的价值观主导，随之而成的是赚到钱后享乐与消费，成为大众的追求目标，政治理想根本不能形成主流话题，对社会发展的问题，「政治冷感」的态度是普遍的响应。
六、七十年代的公民政治参与不成气候，社会间对政治安份被动的态度是主流，但仍有具代表性的群体所出尝试，当时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是两个主要的群体，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政治参与局限于少数的知识分子以及面对剥削的工人。
《学运春秋－－香港学生运动》一书这样概括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香港学生运动真正能够担当起社会运动先锋角色的，事实上只有七零年至七三年之三数年，在这段时期，青年学生对各种事物显露出活泼和敏锐的反应，对不公义之事奋起抗争。但七三年之后，学运便逐渐转移于内在化于学界内，原来对社会不公义的斗争变为敌对派别之间的斗争 」。可见该时期学生运动在起步阶段，仍是小圈子的讨论，同时面对内部问题，未能做到带动社会政治参与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这段时期，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是政治参与的一大形式，可是，《香港工运史》一书中虽然详尽记录了香港广泛而重要的工人运动历史，作者对于工会的政治功能，却指出「说到底，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的，离开了工人的利益，工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此说准确地反映了工会关注的利益之陕隘性，不足以形成影响广泛社会的政治力量。
总而言之，在七十年代以前，香港人的政治观因政治教育与经济环境等因素处于政治冷感的状态。跟据一项在1976至1977年间进行的调查，91.1%的人觉得自己无力改变香港社会，97.6%的人认为自己对政府政策的形成毫无影响，而表示经常关心公共事务和政府事务的香港普通华人只有6.6% 。数据可反映香港人几乎处于完全的政治冷感。
八十年代－香港本位想象与核心价值浮现
八十年代以后，香港逐步对公民参与表示关心。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于香港新界的租期届满，香港的前途问题使政治事务确切地摆民众眼前，是一个必须处理的重大事情。在此以前，香港人的香港本位想象并不明显，政治以中国想象与英属的想象为主。以至香港夹在中英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不同的国家中间被移交，香港这个名称成为国际政治焦点，大量文件的写成，国家政要为讨论香港的前途而奔波，使香港慢慢地形成了一个香港本位的想象。
其时，社会的政治讨论有了一个明确的问题，不少香港人找到了绳索，亦从这问题开始找答案，于是人们由这一个契机踏入了参与政治的道路。在这个时候，很多政治理念的组织纷纷成立，例如汇点、新香港协会、大平山学会、港人协会等。
这些组织已经发展出成熟的政治理念，例如汇点在《我们对香港前途的建议》中说：「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后，应保障香港有一个自由民主，实行自治的政府。」除了政党，学界对香港问题也有明确的讨论，例如香港大学学生会通过一份《香港前途宣言》，认为恢复中国对香港主权之时，应保证「香港有高度自治权，并建立民主政府，由本港全体市民选举产生……过渡到一个高度自治的民主政体」。 可见八十年代初政治组织模式上仍于初型阶段，但是可以她们已经明确的政治理念，在宣扬与讨论中，香港主流核心价值渐渐形成，社会间普遍认同民主的追求以及高度自治等概念。
九十年代－香港人尝试参与政治
八十年代末期，香港内部问题如代议政制的推行与政权移交的日子日近，加上中国内地在1989年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六四事件，香港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并见证血腥镇压的画面。让香港人在八十年代初对香港民主美好的构想变成了担忧与恐慌。于是，香港成立了更多不再停留于意见提交层面的政治组织，有志于参与选举和着手完善制度的政党面世。例如在1989年新香港联盟成立，成员36人；其后香港民主促进会成立，成员有340人；1990年，香港民主同盟成立，成员有540人。
在九十年代这些政党基于其理念渐渐分化整合为几个主要政党：民主党、民建联、自由党、民协等。这些组织的成立意味着香港人不再是沉默而对政治冷眼旁观的人民，社会中有一些人愿意担当主导人物去倡导所认同的理念，社会间亦渐渐习惯对政治开放讨论气氛，民间对政治追求渐渐产生热情，表示有政见的人亦越来越多。
除了政治组织的成立以及宣传活动的频繁，直接影响港人公民参与度的，是政治参与的权力有多大。八十年代，香港立法局开始引入选举成份，以间接选举的形成进行，在社会间未有形成主流讨论。到了九十年后慢慢发展，所有议员均以选举产生，六十个议席中有二十个由分区直接选举产生。
当时，代议政制的产生并不是源于香港人对民主改革的强烈要求。反而倒过来是港英因为香港即将回归中国，而急于「还政于民」用以对抗「还政于中」。但无论出发点如何，有论述指一旦涌现了一批民选议员，社会间便像被注入了一股民主参与的动力。《香港政治与政制初探》一书中一针见血地解释了这个现象：「民众的政治要求与参与，有一种近乎『滚雪球』的效应，积累了动力，就只会愈滚愈快愈大，不会停顿和收缩。 」这套见解可以充分地解释到香港人的公民参与度以一种「滚雪球」的效应慢慢升温，渐渐发展成更广泛的政治追求局面。
根据1995至1999年一项调查 ，在1999年表示「经常关注」香港特区事务的被访者有79.1%，而1995年的数据中表示「关注」的比率只有56.1%，再相比起上文提到七十年代尾不足10%的数据表示关注政务，增长是明显的。香港人的政治参与度自九十年代开始一直慢慢地提升，已经习惯在建制以内的政治活动，例如以投票选出政治代表为自己实现主张，然而会动身以实际行动参与政治的香港人仍是不是主流。
相对于热烈政治投入的社会面貌，九十年代的香港人亦可以用偏向冷淡的一角来形容，除了投票以外，其它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容易号召到大部分的香港人。
2000年代－抗命力量崛起
2000年代至2010年代，香港人的公民参与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的转折点。2003年的七一游行可作香港整体政治面貌的分水岭，市民一方面政治意识提高，同时不再停留在建制内的参与，香港人政治参与模式踏入百花齐放的时期。
七一大游行
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回归后，香港的经济与生活状况出现倒退的现象。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型肺炎等。回归初期经济便一落千丈，加上经济泡沫爆破与经济结构迟迟未能成功转型，经济发展明显比回归前放缓。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整体满意度持续下降，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亦大不如前。加上一系列对政治管治的冲击于2003年爆发，非典型肺炎的疫情使香港人的社会情绪跌至谷底，同时间，政府却在香港人对「一国」未有足够认受基础下推行廿三条立法。
在零三七一大游行前，香港社会只是沉累着一种不满的整体气氛与情绪。可是，在回归纪念日爆出的史无前例大规模的七一大游行，游行主题为「反对廿三，还政于民」，游行人数高达67万5千人，受到到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美国有线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德新社等西方通讯社大篇幅的报导 ，对内是香港人抗争文化的突破性发展与肯定。
七一效应使中央与特区震惊，政府立即停止对廿三条立法程序，亲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败。这是香港人抗争意识高涨之开端，在七一大游行之后，港府亦意识到香港人的政治敏感度已经提高，逐渐由政治冷感走向炽热，甚至激进，会身体力行参与政治活动，不能再视香港人为沉默的群众。
此后，香港社会矛盾点清晰地放在「回归」带来的问题，「两制」的矛盾更加激化，直至现年，参与七一大游行成为香港人对政府以及中央不满的重要途径。由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了民主派对2007与2008年双普选的诉求后，「争取普选」一直是各次七一大游行的重要主题，时至十年后的今日亦未争取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间对政治的参与并不局限于大小型游行的参与。自2003年后，以游行示威的模式表达政治诉求已成为惯例。社会上大小的事项，都会出现规模有大有小的关注团体。除了争取普选与民主成为主流的政治取向，亦出现了反思「经济主导型社会」的小区关注人士，着眼于保育与小区生态等议题，代表性的事件有反高铁运动，保留码头，保留菜园村等等，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另一个很影响八、九十后的政治价值是香港本土理论，以陈云的香港自治运动为主轴，他在《香港城邦论》一书主张放弃「一国」意识形态，坚持以香港本土为本位，此说得到八、九十后的欢迎，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力量。中学生在反对国民教育事件后，成为了新兴的政治群体，代表者为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其著作《我不是英雄──黄之锋政论集》阐述了他对香港中学生政治运动参与的理想与信心。
香港自治运动的旗帜（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除此之外，亦有越来越多关注不同议题的组织与个别人士站出来表达政治愿景，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包括内地人权问题，新闻自由，性别关注等等，以不同的形容寄望改变香港。
200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代，网络力量不容忽视。政治议题在网上讨论区以及社交网站变得富有弹性，网络的潜在力量是可以随时组织无限人群。近年，影响香港政治最大的网络力量是高登讨论区与Facebook，不少政治运动是由这两个网络群体发起。
其中高登讨论区是支持香港本土力量的重要阵地，发起多次反大陆人的抗争活动。又透过二次创作，改图片、改编歌曲例如《核突支那Style》与《蝗虫天下》，分别有181,772与1,360,928的观看次数，是一股嫌恶「一国」意图形态的强大势力。
也有很多人也利用Facebook信息传播广泛快捷的特质，不少政治立场鲜明的网络媒体创立后与Facebook挂勾，使信息等到广泛流布，香港独立媒体网（176,691赞好），House News 主场新闻（248,712赞好），又有只活跃于Facebook的香港人主场专页（13,449赞好），在网络得到注视。
网络力量弹性而且不时幽默轻松的表达手法，促使政治关注日渐普及，市民亦敢于在网络上表现意见，亦会把网络上的所见所闻带到日常生活讨论，使近年间政治甚至成为了潮流的热题。而最终，这些网络力量又会影响到主流媒体的大论述，从而构成政治压力。总而言之，网络力量是2000年代后的重要政治参与模式与力量。
二零一零年之后－香港命运未明
随着港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日渐失存疑，港人对「一国」的抗命越来越强烈，争取2017的真普选成为了孤注一掷的抗争，民间发动了各种大型的公民行动，包括公投与占领中环等，亦出现了七一游行留守人士被捕事件，政府与人民关系更恶化，各组织呼吁全香港市民对中央表明民主诉求。全国人大常委就香港普选连落三闸，否决真普选，更收紧提名门坎。学界，占中以及其它社运组织反应强烈，呼吁香港人「全民抗命」，香港可能发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行动……
此文编于2014年9月5日，香港的历史，就由我们写下去了。
参考数据
1.陈丽君：《香港人价值观念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周奕：《香港工运史》，（香港）利讯出版社，2009
3.广角镜出版社编：《香港未来与繁荣问题》，（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5
4.香港远东评论社：香港问题小组：《学运春秋－－香港学生运动》，（香港）香港远东评论社，1982
5.雷竞璇：《香港政治与政制初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
6. 陈云：《香港城邦论》，（香港）天窗出版, 2011
7. 黄之锋：《我不是英雄──黄之锋政论集》，（香港）明窗出版社，2013
8. 维基百科：七一大游行
9. 香港特区政府网页：
（本文仅代表作者之意见与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