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打开电视，有将近100个频道，24小时不停播送。其中尤以谈话性节目最具煽动力，有重大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娱乐八卦事件发生时，事件主角都可能成为被谈论的对象。这是民主社会下媒体自由的表征？还是恶性竞争的环境下造成的媒体审判问题？
「一个法治社会，一定不能跳开证据面、跳开程序，不能扮演上帝！」目前担任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董事、法律扶助基金会台北分会会长的林永颂律师如此说。
「现在谈话性节目造成的所谓舆论审判，对司法审判者、也就是法官，造成一定的压力，我觉得这已经形成了。」目前担任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的顾立雄律师也有类似看法。
林永颂因「白晓燕案」备受压力
林永颂认为，媒体撷取下的镜头，随着画面的播送，捕风捉影的猜测带动了观众的情绪，引导了观众认定了某人就是嫌疑人：「观众就跟着媒体说，是他啊；检警调丢的风向球，就是他；理平头、穿囚衣就像坏人啊，就是他！可是法官经过一段时间审理以后，结果，不是他。法官就被骂：『昏庸！』法官说：『我就看证据啊！』」
林永颂与同为律师的妻子施淑贞长期为受职灾劳工、弱势团体义务辩护，多年前白晓燕命案发生后，经同业所托，为命案凶手陈进兴妻舅张志辉义务辩护。在全案进入二审时，林永颂接手，一经手就是六年。
张志辉案一审无罪，当庭释放，引发社会哗然，审判法官遭受极大压力。林永颂回忆说：「一审法官告诉我，接到金纸、冥纸一大堆啊！」来自社会如潮水般的责难，也涌向接手二审辩护的林永颂。
张志辉二审改判无期徒刑，更一审依旧被判无期徒刑，最终，更二审再被判无罪。当社会大众认定的杀人凶手被无罪释放，林永颂遭受不少社会质疑、责备的眼光。
「媒体看过证据吗？没有啊！观众看过证据吗？没有啊！你是当时的目击证人吗？也不是啊！你是上帝吗？你有看到吗？也没有啊！你为甚么知道就是他？因为是透过电视的包青天的第三颗眼睛，就看到啦？！」林永颂生动地描述，过往的情节画面，似乎跃于眼前。
「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堡垒，确保着受害人冤屈得以伸张，也确保被告得到应有的审判。如果媒体不谨守分寸，采取煽情、耸动、扭曲的报导手法以提高收视率；如果检、警、调不严守分纪，不遵守侦查不公开原则；如果民众不理性看待……「未审先判」似乎就成了必然。
「检、警、调里面也存在着违法取供或笔录不实的问题。」林永颂也论及检、警、调目前尚存的弊端。他表示，一旦发生社会瞩目的案件，检、警、调因面临破案压力，另一面也因「抢功」，往往会利用媒体试探社会民意。
「（检警调）有破案的压力、时间的压力，他可能抓对，也可能抓错。他也在利用媒体放风向球啊！比如，我办成这样，我就跟媒体说他很坏啊！有些东西是你（检警调）生出来的。他为甚么pass这么多信息？有信息媒体就写啊，媒体加油添醋也有啦！后来就演变成社会瞩目案件大家都在看电视。」
司法审判是一个三足顶立的结构，一方是负举证责任的检警调，一方是依证据与程序辩护的律师，最后一方是根据呈到庭上的证据审判的法官。一切都要按照证据，而不是依据媒体的推理、揣测或民众的直觉与情感来定案。
「所以，不可以抛开证据，离开程序，扮演上帝。你、我都不是上帝。你是法官，请你不要当上帝。法官不能当上帝，观众也不是上帝啊，但是媒体往往就让观众变成上帝。」林永颂淡然一笑，对于台湾的媒体乱象感到十分无奈。
顾立雄因「扁案」家喻户晓
是甚么原因造成这种社会现象呢？顾立雄有他的看法：「我们法律人会觉得，人权、人的价值、人性的尊严是很高的，『人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经由媒体报导，嫌疑人曝光、犯罪的事实一再地被播送，民众似乎活在「楚门」世界外那监听的屏幕前。「这个很奇怪，跟我们法律人念法律，怎么差那么多，我们觉得民众的隐私、人格权、尊严都是很重要的！」顾立雄甚感不解。
顾立雄投入台湾司法改革及人权运动20年，原本只是在「法律人」圈中颇有盛名，直到「扁案」发生后，「媒体大放送下」，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当我们在进行媒体开放的时候，没有办法想象，最后新闻台会搞成这么多！也没想到谈话性节目会搞得那么多，不能想象！」虽然已解除为陈前总统的国务机要费案辩护，成为评论节目的「主角」机会渐少，对于媒体的「影响力」，仍让他感到匪夷所思。
「不过，『它』既然已经是一个现象了，那要怎么办？司法、法官还是要努力地去不让自己受影响。」顾立雄略显无奈，成为评论节目的主角偶尔还是感到心情不好，不过似乎已经习惯，就不再在乎了。
除了媒体乱象，民众的政治立场似乎也左右了判断。顾立雄表露平静但严肃的神情与语气：「蓝、绿的对立在这个案件（扁案）具体而微地呈现！」
「蓝、绿」各自的拥护者，似乎转嫁了政治态度到顾立雄身上。有支持、有责难；有鼓励、有敌视。他曾遭到民众吐口水，不偏不倚正好吐在脸上。「好恶心，不过吐得真准。」顾立雄只能自我解嘲一番。他说，身在「深蓝」的家庭，可以理解民众的心情。
医师需具职业道德，不可拒绝病人，同样的，律师必备的伦理道德也不可嫌弃当事人。确保当事者得到公平的审判是律师的职责，而非将有罪的当事人辩护为无罪。简言之，当事人若犯了「偷窃」，律师的职责便是不让其被判「强盗」罪。另一方面，对被告而言，仍有权利选择自己所信任的律师。
不过在民众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下，「法治精神」似乎被摒除在情绪之外，「理性」彷佛也被漫天的口水战淹没了。顾立雄深有所感地说：「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过去。」
高度法治社会如何达成？
随着「扁案」的发展，台湾社会激起一阵阵涟漪。不只是民众情绪，制度面也引发多方争议，临时换法官、长期羁押……
顾立雄却依旧乐观：「藉由『扁案』所引发的一些制度性的问题，等事件平息后，我们进一步去讨论，它也许反而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响应吧。我也许有点阿Q啦，但是，我会觉得应该从这个面向来看！」
台湾社会步入民主法治的时间并不长，民众的法治素养仍待提高，但危机是转机，在多次的社会摩擦下，民众若能自省与自觉，高度法治社会的来临仍指日可待。
那么，民众该如何自觉、客观理性地看待呢？顾立雄表示，透过法治教育，将法律背后所形成的法治精神内化成为民众的价值观后，才是改善此种不正常社会现象的良策。顾立雄说：「从国小到大学进行一整套法治教育，法治教育不是在恐吓你不要做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是犯法的。法治教育是从宪法出发，去谈甚么是正义？甚么是尊严？甚么是隐私？甚么是人格权？将这种素养内化在你的心里面。」
或许，将「法治」素养内化后产生的理智，就可让多数人不受外来因素影响客观判断，也能不被自身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左右，让媒体带来的乱象、司法弊端，消弭于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