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先前的专栏文章〈生育数量的未解之谜〉介绍过生育的季节性，并强调这个季节性各国不同，而且人口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充分解释各国季节性生成的原因。到底是文化、习俗、信仰等因素重要呢？还是气候、社会条件、自然环境等因素比较重要？研究者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日治时代的在台日本人
日治时代的在台日本人提供了我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这主要因为当时来台的日本移民跟台湾人通婚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那时在台湾出生的日本小孩，几乎都是日人父母所生的（注1）。这使得日本移民的新生儿季节性变成一个绝佳的观察点，可以去验证日本移民的生育季节性是否会因移民到台湾这个新环境而改变。如果日本移民的生育季节性保持跟当时日本本土的季节性一样，这显示文化因素具有关键性的效果。反之，如果日本移民的季节性跟台湾本土的季节性趋近，这就暗示了生活环境才是生育季节性的驱力。
当然，第三种可能性也存在，那就是日本移民的生育季节性独树一帜，既不保持日本本土的惯性，也没有趋向台湾的季节性。这种情况如果出现，那就是日本移民自身的特殊性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图一：1919年至1940年台日的生育季节性。
日人移民的生育季节性趋同台湾
笔者验证的结果可以用图一来说明。图中的绿线是日本本土的生育周期，其特色是有两个高峰，分别是在1月与3月。这个「双峰」（bimodality）其实是战前日本生育季节性的特色，在其它国家很少见。蓝线是台湾人的生育季节性，属于一个「单峰」的周期，高点在1月，但9月到12月属于一个高原期。很明显地，两群人的生育周期不同，这让我们的研究可以顺利进行。
图一中的红线显示的是在台日本人的生育周期（注2）。同样明显地，除了1月跟12月之外，红线非常接近蓝线；而且，红线呈现出单峰的周期，其高点在1月，这也跟台湾的周期类似，3月虽然有一点跳升，但情况并不明显。这表示日本移民的生育季节性趋同于台湾的季节性，也就是说影响生育季节性的主要因素应该是生活环境，而不是文化传统。
图二：1919年至1940年台日的结婚季节性。
不过，日人移民的婚姻季节性却趋同日本
一个跟生育季节性有关的议题是，「婚姻」也呈现出很强的季节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在台日本人的婚姻季节性是否也跟生育一样，会跟台湾本土的季节性趋同。
图二显示，在台日人（红线）的婚姻季节性比台湾与日本都来得平缓，但显然其周期的高点在3月，这比较接近日本的周期（绿线）。而台湾人可能是受到了「有钱没钱娶个老婆好过年」这种习俗的影响，结婚的高峰则发生在每年的1月（蓝线）。然而，1月却是日人移民结婚周期的一个相对低点。
所以，日治时代在台日本人的生育季节性趋同台湾，但结婚季节性则相对接近日本本土。这个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气候、社会条件、自然环境等因素对于生育季节性的影响较大；而文化、习俗等传统因素对于结婚的季节性影响较大。
图三：1921年至1940年台湾生育季节性变化趋势。
生育季节性非常稳定
我也同时检测了日治时代台湾人生育季节性是否逐年改变。图三则显示了从1921年到1940年，每五年的生育季节性变化趋势。很明显地，在这二十年之间的变化很有限。这一点跟其它国家的研究近似，例如美国的经济学家Jeffrey Miron和David Lam发现，英国的生育季节性从18世纪以来也只经历了些微的改变。
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在战后初期50年代时，同样的生育季节性同样保持着。但随着一百多万军民从中国进入台湾之后，这个多年不变的生育季节性则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要确认这些变化是如何造成的，是否跟「外省人」与「本省人」通婚有关，则需要更多数据的确认。
注1：日治时代留下来的通婚数量统计可能有低估的情形，因为部分通婚的夫妇不愿正式注册。但这应该不会影响我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不愿注册的通婚案件应该也很有限，另一方面是这些没有正式注册的夫妇所生的小孩可能也不会正式注册，因此比较不会被记入正式的出生统计。
注2：为了让不同族群的生育季节性可以比较，每个月的生育数量都经过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