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一点是老生常谈了。即便如此，我们似乎很少去想：那自由和民主到底是怎么来的？《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台湾如何从经历殖民地、威权体制，走到了今天的模样。
这三册书，第一册写日本时代一直到228，第二册写5、60年代，雷震、殷海光到李敖的文星杂志，第三册写70年代的党外运动和美丽岛事件，一直到组党的过程，还有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各式社会运动。串起来的故事确实就像汉纳．鄂兰所说：「政治上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恐惧中会屈服，可是有些人不会……人道上的教训是：我们无需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让地球适合人类居住。」
在这一百年追求民主的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个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的开端。这么说，不只是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菁英们可以到东京留学，并在这个帝国首都接触到最新的政治思潮；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思考台湾问题，无论是自治、解放，或独立，想的都不只是台湾，而是把台湾放当时的世界性框架下。因为如此，他们知道如何对外结盟，也拥有更多的思想资源能够参照。
比如来自南投的彭华英，就曾经和中国和朝鲜的朋友组成「新亚同盟国」，目标要「追求民族解放，实现亚洲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主导下，国际间出现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呼声，台湾人就是抓住了这么所谓的「威尔逊时刻」。（虽然事后证明威尔逊对东亚殖民地事务并不关心。）
彭华英因此「多次与菲律宾、印度、朝鲜民族运动者在上海大东旅馆开会，计划派遣远东弱小民族代表前往华盛顿会议请愿，要求殖民地独立。」
讨论的时候，来自中国的代表认为台湾解放后应该回归中国，但彭华英对台湾的未来有不同的想象，他说「我们台湾人希望能如比利时一样，独立成为永久中立国。」
更早一些，1907年，林献堂在日本见到了他的偶像梁启超，希望祖国的知识分子能帮忙台湾脱离殖民统治，梁启超很坦白地说，祖国目前自顾不暇，帮不上忙。但他倒是给了一个建议，要林献堂等人学习爱尔兰独立的经验，这一点似乎确实启发了林献堂和之后的台湾议会运动。──现在有多少人在思考台湾问题的时候还会想到比利时与爱尔兰呢？
除此之外，台湾人也参与1922年创刊的《亚细亚公论》，「该刊同时使用了日本语、朝鲜语和中国语三种语言。」而且还吸引了来自印度、中国等地的作者。
另一位连温卿则积极学习当时发明出来的人工语言「世界语（Esperanto）」，而发明世界语的初衷，就是「反对歧视、人类一家」。连温卿后来左倾，走向超越地域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偶然。
就算还是殖民地，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和运动家们，仍然并不觉得这座岛屿太小，只能受人摆布。相反地，他们很强烈的雄心壮志，把台湾和世界连结在一起。蒋渭水的一番话，应该具有代表性，他说：
「台湾人负有媒介日华亲善的使命，日华亲善是亚细亚民族联盟的前提，亚细亚民族联盟则世界和平的前提。……我们台湾人负有媒介日华亲善，策进亚细亚联盟，以达成世界和平与全人类最大幸福的使命。简单说，我们台湾人手中，握着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钥匙呢。」
另一份名为《台湾》的杂志，在创刊号上也说：做为「地球一部分之台湾、人类一份子之岛民，应急起直追适应新时代，启发精神的、物质的文化，从而贡献于改造世界的大业。」
1920年代的台湾人就想着要改造世界，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今天还能有这样的视野，还敢怀抱这样的梦想吗？
当然，随着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战争越演越烈，这些怀抱亚洲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的想法，若不是渐渐消散，就是被扭曲成为帝国服务。二次大战之后，台湾回归祖国，思想上更是越来越贫瘠，而能有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说来说去就是新生活运动与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在思想的审查与控制下，佐拉被禁、托尔斯泰被禁、梭罗被禁、狄更斯被禁、契可夫被禁、罗素被禁、《韦氏新世界大辞典》被禁，甚至连1977年的《山叶机车使用说明书》也因为「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被禁。
切断了这些与外在世界的连结，蒋经国总统还安慰大家：「我们如果能将国父遗教领袖训词详细阅读，反复研究，则一生足够研究，尽够应用了。」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对台湾知识界有着直接的影响。前一阵子读到一本1981年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作者深受党国栽培，留美博士，后来回台湾任教，还曾担任哲学系系主任。他在书里讲到德国社会学家哈伯玛斯，是这样说的：
「哈氏目前才五十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尚值世人拭目以待，他的重要著作如『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人类兴趣』、『科技之意识型态』等都已深受西方学术界重视，如果他在有生之年，还能在多多接触中国哲学与三民主义，相信对其学术生命的开展，将有更突破性的境界。」
靠着三民主义就可以拯救全世界。就是有那样的时代。
战后一连串的高压统治，让一群有机会接触到国际思想的读书人──包括本省与外省的──消失在台湾，台湾第一位留美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林茂生，就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难；后来的陈文成事件，也是如此；更不用提还有一群海外的黑名单。台湾本省的政治菁英，大多只能在地方上经营；掌握着论述权的知识菁英，大部分力气都得花在和独裁的党国体制对抗，对于其它的议题，讨论似乎都不像前一个世代那样的充满想象力。
当然，1970年代后期，海外的民主运动逐渐了累积了力量，岛内的运动者似乎也越来越清楚，要跟庞大国家机器对抗，只靠自己微弱的力气实在难以成事。因此，像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或是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都积极向美国游说，希望借着另一个帝国的力量，来防止专制体制的暴冲。结果后来这些海外势力真的成为了民主运动重要的力量。
这似乎是又一次台湾与世界连结的契机，当然，你可以说，那还是一个非常美国中心的世界。借着倚靠一个帝国去对抗另一个帝国，似乎是弱小民族的不得不然。只是，一百年的那个弱小民族，就可以有这么国际化的视野，积极的寻求与外在世界的连结，并藉此来思索自己未来的命运，一百年后的我们，会不会反而比不上他们呢？
更何况，台湾并不真的那么小啊。台湾的土地跟比利时差不多大，人口在全世界在全世界排名第52，比澳洲、荷兰和智利都还多一点；就贸易而言，是美国第11大伙伴，欧盟第21大。
或许是在党国年代的教育体制与扭曲的世界观下，我们太习惯用超级大国的尺度来理解自己，老是认为我们还拥有这个物产丰隆的大陆，或者能与英美强权平起平坐，结果老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如果历史能够指引未来，那这段故事或许就是在说，我们需要从思想上开始改变，找回那个愿意拥抱世界的台湾。
（本文仅代表作者之意见与立场）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HISTOPOLITAN」，2014年5月27日，作者涂丰恩为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学程博士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