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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ICE射殺事件 媒體敘事模板?

陳萍
▲2026年1月25日,一名女子手持一面倒掛的美國國旗,哀悼前一天被ICE移民執法人員槍殺的普雷蒂。Getty Images

「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簡稱ICE)近日風波不斷。2026年1月7日,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一場掃蕩非法移民行動中,育有3名子女的37歲母親古德(Renee Good)遭ICE探員開槍擊斃。不到三週後的1月24日,同樣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由ICE執法的行動中,一名37歲男子普雷蒂(Alex Pretti)在衝突中又遭槍擊身亡。事件引爆大規模抗議,造成美國國內高度對立,並迅速成為國際媒體高度關注的焦點。

依據目前可查證的公開資訊,案件仍處於調查階段,相關單位正針對執法過程、現場判斷與用槍合法性進行審查,事件性質在法律上尚未定案。然而,在司法仍在釐清、結論尚未形成的空窗期內,輿論敘事卻已快速成形,並被不斷放大為一場關於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移民政策與美國價值的象徵性衝突。

根據《美聯社》的彙整報導,案件涉及的層級橫跨聯邦與地方,多個調查單位同時介入,任何對執法人員行為的定性,仍須等待完整事實與法律判斷。與此同時,《今日美國》(USA Today)以即時更新形式密集呈現事件時間線、死者身分與社會反應,使案件在司法程序尚未完成之前,便已全面進入情緒高度動員的公共討論範疇。

在這種事實尚未塵埃落定、敘事卻已先行定錨的狀態下,這起射殺事件迅速超越單一執法案件的範疇,開始被塑造成可供延伸、複製與動員的政治敘事原型,而這也正是後續爭議真正的起點。

 

在司法調查尚未完成時,美國主流自由派媒體已迅速接手敘事主導權,將這起ICE射殺事件定義為「國家暴力」的象徵。Getty Images

▲在司法調查尚未完成時,美國主流自由派媒體已迅速接手敘事主導權,將這起ICE射殺事件定義為「國家暴力」的象徵。Getty Images

 

ICE是「國家暴力象徵」?

事件雖不能排除ICE可能執法過當的問題,但在司法調查尚未完成的同時,占有美國主流優勢的自由派媒體已迅速接手敘事主導權,並以高度一致的語言框架,將這起ICE射殺事件定義為「國家暴力」的象徵。以《CNN》的分析報導為例,其核心並非陳述與等待調查結果,而是圍繞一段流出的現場影片,反覆鋪陳「官方說法與畫面存在落差」的印象,藉此暗示執法人員的行為本質上值得懷疑。報導刻意強調「影片顯示某些關鍵動作」,卻極少說明執法行動本身的風險情境、時間壓力與現場不確定性,使觀眾在資訊尚未完整的情況下,先行對聯邦的執法產生不信任感。

如果說《CNN》仍維持新聞分析的外觀,《MSNBC》則幾乎完全拋棄了事件討論的中性空間。在其評論文章中,ICE被直接定性為「失控的準軍事組織」,個案不再被視為需要釐清責任的執法衝突,而是證明整個體制「本質邪惡」的證據。文章不僅跳過調查未完成的事實,還進一步呼籲國會「立刻行動」,將輿論導向制度性清算與政治動員,使新聞角色徹底轉化為政策倡議工具。

這種從「未定案事件」直接跳躍到「國家暴力結論」的敘事方式並非偶發,而是一套成熟且可重複操作的媒體模式:先抽離執法背景,再放大情緒符號,最後將個案上升為體制原罪,為後續的抗議、削權與政治對抗鋪設正當性基礎。

看似中立的「技術敘事」

相較於《CNN》與《MSNBC》 明顯的價值定調,《路透社》與《政客》(Politico)則以中立、專業的語言包裝敘事,但其處理方式同樣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政治引導。以《路透社》的報導為例,文章將焦點放在「ICE是否享有司法豁免」以及「事件可能對移民政策與民意造成的影響」,表面上是在進行法律與制度層面的探討,實際上卻已預設了一個前提:聯邦執法權本身就是需要被重新限制與審視的問題。當報導不斷強調「測試豁免界線」,卻鮮少說明這些豁免制度為何存在、在高風險執法中扮演何種功能時,讀者自然會被引導得出「制度本身有問題」的結論。

《政客》的處理方式則更為政治化。其報導並未著力於事件事實或法律判準,而是將整起射殺事件直接轉化為一場「共和黨政治危機」,描述黨內對川普與ICE議題的焦慮與不安。事件在這樣的敘事中,不再是一個需要被釐清責任的公共安全案例,而是一個評估「選舉風險」與「政治成本」的工具。當媒體不斷追問「這是否會傷害共和黨」,卻很少追問「如果聯邦政府無法執法,後果是什麼」時,實質上已將討論框架從公共秩序轉移到權力算計之中。

這類「技術中立」與「政治後果導向」的敘事,看似冷靜、理性,卻在不斷移動焦點的過程中,逐步削弱了對執法正當性與國家主權的討論空間,使事件最終只剩下「誰在政治上得利、誰在選舉中受損」的問題。

ICE事件對台灣有何啟示?

當這起ICE射殺事件的敘事從美國主流媒體迅速外溢時,台灣媒體的反應幾乎沒有經過消化,高度同步地複製了美國自由派的框架。多數的新聞重點集中在「聯邦執法開槍致死」、「州政府不滿」、「社會反彈」等元素,極少補充ICE的法律定位、聯邦與州權限的憲政背景,或說明執法行動本身所面臨的現實風險。在這樣的處理方式下,台灣讀者接收到的訊息,已經預設「執法不當」就是爭議的源頭,而非一個需要被理解的制度行為。

也有台灣媒體直接引入價值性評論,將事件上升為「對美國核心價值的衝擊」,並大量引用政治人物的道德譴責,卻幾乎不討論若聯邦執法權持續被削弱,國家治理與公共安全將如何承受後果。這種敘事模式,與台灣過去在美國「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乃至部分校園與社運議題中的媒體操作高度相似:抗議被浪漫化,秩序被妖魔化,而國家角色則被描繪成壓迫者。

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台灣媒體「選邊站」,而是它們在不自覺中接受了一個危險前提:國家一旦動用執法力量,本身就必須先被懷疑。這套敘事若成為常態,未來無論是治安、國防動員,甚至民主制度本身,都將在每一次衝突中被不斷掏空其正當性。ICE射殺事件之所以不只是美國新聞,正因為它展示了一套已被驗證、且正在被跨國複製的媒體敘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