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上期）
《自由中國》可以稱之為「大陸人集團」
《自由中國》固然是在1949年4月由雷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避難上海時集談的結果，當時國府還有半壁江山，可以劃江而治，胡適說：長江古稱「天塹」，共產黨無海軍不能飛渡云云。《自由中國》儼然擔負「南民」作為號召人心的「反共」刊物，結果共產黨用金條買通原為顧祝同手下守江的戴戎光，輕騎過江。
《自由中國》命中註定，只能在台灣發光發熱，《自由中國》的宗旨出於胡適手筆，讀者對象本設定在中國而不是台灣。天不從人願，《自由中國》終成為逃亡台灣知識分子集團，其創刊編委都是「大陸人」，作者中也沒有一個台灣人。即使1953年因胡適堅辭掛名的發行人而改組，編委中依然沒有一個台灣人；到晚期準備組黨時，才有台灣人作者。用陳寅恪史學方法的研究模式，可以稱之為「大陸人集團」；在意識形態、政治取向等方面都可以看成是1949年前後分屬兩岸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連續體」。
先看兩個例子。羅隆基屬自由主義陣營，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其間特別飛到英國政經學院師從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羅隆基一生推重拉斯基，筆名中有「拉斯基一門徒」，可見一斑，所以推行自由社會主義路線，屬自由主義左派。拉斯基學說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顯學，他的名著《政治典範》成為工黨的理論基礎之一，他與費邊社諸君遊。跟他治學的中國學生很多，圍繞在胡適旁的《新月》同仁，除羅隆基外，還有徐志摩、陳源等都是拉斯基弟子，知識圈中更不乏濟濟多士，如蔣廷黻、金岳霖、張奚若、杭立武、鄒文海、費孝通、程滄波、吳恩裕、王造時等。（我有長文寫羅隆基，題為〈羅隆基：從《新月》到「民主同盟」──中國最後自由主義的殿軍〉，待刊稿）替拉斯基作傳記的金斯來‧馬丁（Kingsley Martin）二戰前曾對中國駐倫敦大使說：「如果哈羅德訪問中國，他一定會受到許多門生的殷勤款待，人數之多足以舉行一次盛大的公眾集會。」羅隆基任《新月》總編輯時寫過〈論中國的共產黨──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1920年三卷十期）：
「我們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誠意地認定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能把中國的政治引上常軌。共產黨一旦得勢，政治上，黨治的方式，自然一邱之貉……在今日中國的現狀下，為中國人民求生路計，自然只有希望國民黨剿共即早成功。諺所謂「兩惡相權取其輕」，即此意爾。」
羅隆基代表國社黨成為「參政會」委員，第三屆的審查會時，要取消他的職務。羅隆基跑去見副祕書長雷震求情。雷震特別寫了〈回憶羅隆基〉記下了羅隆基抱怨的話：
「這一次參政會改組，你們要把我去掉，我不是變成無業遊民了嗎？書不要我教，文章不要我寫，參政員是我現在僅有的一個工作，你們還不甘心，還要革除，你們也太殘忍了。那麼，一個職業都沒有，今後，住旅館和買機票都發生問題，這不是要致人於死地嗎？」
其後他向雷震解釋他的政治理念，強調他只主張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政治。他表示在《新月》發表的那些文章，主要是呼籲實行法治、保障人權和反對一黨專政、蔑視人權，沒有言論、講學及集會之自由。下面這段重要，所以原文引用：
「國民黨『一黨專政』這一套，都是學自共產黨，一黨專政是共產黨頭子列寧所發明，國民黨是學了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學了他。所以我那篇（些）文章在表面上是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反對共產黨的一切作（做）法：獨裁、專制、奴役人民，所以共產黨一直在罵我……《新華日報》這類文章很多……共產黨為要拉攏民主黨派和贊成民主政治的人如大學教授等等，也就是大喊實行民主政治……那是要使國民黨受窘的，不是他們真正意思。共產黨如果一旦上台了，不僅不會實行民主政治，什麼自由都沒有了，你們今天的敵人是有槍桿子的共產黨，不是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你們今天這種作（做）法，只敢去掉我們這些動口不動刀槍的民主人士，而不敢去掉那些用真刀真槍和你們相拼的共產參政員，不明明是欺軟怕硬嗎？」
雷震「知道他受國民黨的迫害太多」，坦言「無力相助」，但仍努力為羅隆基奔走，但無結果。雷震認為羅隆基後來傾共，是被國民黨「逼上梁山」，很婉惜痛失此一人才。
羅隆基不是唯一因「民主」而「反共」的例子。民國末年重要的知識分子雜誌是《觀察》（1945～1948年），余英時說他年輕時最受影響的雜誌就是《觀察》。主編儲安平曾是《中央日報》駐英記者，同時到政經學院聽課，也受拉斯基學說影響。1947年在〈中國的政局〉中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有』『無』的問題了。」（儲安平，《觀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3月8日）他的雜誌觸怒蔣介石，要出手暗殺，幸得時任行政院祕書長的端木愷暗中通報，才得以離滬脫逃。端木愷在台灣當律師，是《自由中國》的地下法律顧問，許多有關法律的〈給讀者的報告〉，是出於端木愷手筆，但他十分小心，絕不留下任何手跡。詳情可見《傅正日記》。
▲除雷震外，胡適是支撐《自由中國》兩個支柱之一。公有領域
胡適：我們不可以學共產黨的方法來對付共產黨
《自由中國》的「大陸人集團」基本上就是承此一自由主義思路下來，幸運的是，支撐《自由中國》的有兩個支柱，一個是胡適這塊招牌，一個是有雷震這個社長，當然背後有一批知識菁英出任。1949年大潰亡逃難到台灣後，朝野在「反共」上固然一致，但以自由主義為號召的《自由中國》強調「民主」，蔣政權強力推行「權力集中」，一個是主張「民主」反共，一個只是為「蔣家政權」而反共，雙方產生衝突是必然趨勢。這個情形用1952年11月《自由中國》創刊三週年胡適的致詞就可概見了。胡適說：「我們不可以以為今天比較安全，可以苟安，或者看共產黨有什麼方法，認為可以學共產黨的方法來對付共產黨。」雷震記述這段發言說：「蔣經國之所以痛恨胡適者，一般人都說是這句話引起的。」
《自由中國》堅持以「民主」來「反共」，蔣介石父子則以「反共」來鞏固政權；兩列火車勢必對撞。1957年8月1日由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即所謂「反攻無望論」，等於戳破蔣家政權不過是藉「反共」維持其政權的謊言。這裡順便插播一段，殷海光「反共無望論」思考點早在1955年即見端倪，那時他正在哈佛當訪問學者，2月27日致信給雷震說：「台島情形，偶閱報得知一二。今後世局之發展，似與若干人主觀之情感背道而馳。無論如何，小本錢，做大生意是做不來的。在國際貿易上，誰底本錢多少，底細大家清清楚楚，絕無好多投機買賣可做。」這就是所謂「反攻無望論」的基本假設。這封信我在拙著《面對獨裁》中並未引用，附此以補遺。
台灣民主香火：《自由中國》、〈自救宣言〉的「遺產」
如果要了解蔣政權倉皇辭廟、潰逃台灣，然後蔣介石一任、兩任、三任，用白色恐怖全面掌控台灣的發展過程，《自由中國》十一年的雜誌就是活生生的證人、證詞，想要了解台灣四九年後的政情，蔣政權如何在台灣建構「一人獨裁、一黨專政」，《自由中國》就是最好的史料，所論幾乎包含所有重大政經事件。
《自由中國》留下來的「遺產」（legacy）：就是雷震、傅正的組黨，開民進黨創黨的先路；殷海光在思想上影響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尤其「大陸人與台灣人」共同聯手打造民主國家，成為〈自救宣言〉一大主軸。（詳參拙著《面對獨裁》第七章，〈殷海光的遺澤：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運動〉）民進黨創黨於「雷案」發生（1960年9月4日）的二十六年後（1986年9月28日）、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運動〉二十二年後，傅正憑著組「中國民主黨」的經驗，參加組建民進黨的建黨工程，居功厥偉。只舉一例。民進黨準備組黨時，傅正就以雷震一被抓後新黨就風流雲散為教訓，要在組黨前先部署黨魁替補人選，一人被抓，馬上有人接替；這是政治經驗與智慧的傳承。
重點是，台灣民主香火，就是這樣跌跌撞撞一路走來走到今天。台灣自由主義諸君流血流汗，始於「反共」而臻於「民主」，台灣能夠實現「政黨輪替」，能夠進入全球民主國家之林，正是在追求「普世價值」，所有反民主的政權都是人類文明的敵人，也是台灣的敵人，法西斯、納粹是人類公敵，現在的共產黨也是。要保台灣「民主」於不墜，不但要堅持「反共」，更要掃除「親共」、「舔共」、「跪共」的「黨國」餘孽；藍白正是「民主」的腹心大患，台灣人要珍惜《自由中國》、〈自救宣言〉的「遺產」，善用「民主」的利器，用選票向中共、向藍白說："No, No,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