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美國轉捩點創始人查理‧柯克（Charlie Kirk）9月10日在猶他州的猶他谷大學（Utah Valley University）演講時遇害身亡，激起了保守派的極大憤怒。
一些保守派網紅號召要按照柯克主張的方式「回擊」（Fight Back）。於是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行動，將那些在網上為柯克之死而歡欣鼓舞的社媒帳號進行人肉搜索，給這些人供職的機構寫信，讓這些機構了解自己的員工並解僱。據說已經有十幾個人因此丟了工作，於是一向主張且力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種社群抵制行為）的左派媒體頓時慌張且憤怒，認為這是政治報復，對言論自由的侵犯。
美國當前左右之爭的背景
在此事件前後，美國川普總統要求司法部採取行動，取消保護黑人「零元購」（Zero-dollar Shopping）的「零元保釋」（Cashless Bail，無現金保釋，包括搶劫商店的普通人），並聲稱要解散左派的暴力組織Antifa（Antifascist Action，反法西斯主義運動），於是媒體評論說，美國正處在左右政治和解及對立的十字路口，川普與保守派的政治報復行動將破壞政治和解。
什麼是「零元購」與「零元保釋」？2020年5月下旬開始，BLM抗議全美遍地開花，同時在紐約、舊金山、芝加哥、洛杉磯等幾十座民主黨管轄的城市均發生以黑人為犯罪主體的劫掠商店、超市的搶劫活動，名之為「零元購」。美國商界與守法者對此深惡痛絕卻束手無策，全因民主黨城市實施「零元保釋」。這是民主黨人實施所謂的「刑事司法改革」，他們聲稱保釋金制度對於貧窮的犯罪嫌疑人（主體是黑人）不公平，要求改變以保釋金為基礎的保釋制度，無需繳納保釋金就可以讓犯罪嫌疑人出獄，許多犯罪者被抓後很快釋放，再重複犯罪。
學界人士紛紛發表見解，同樣擔憂美國政治暴力升級，但同樣回避政治暴力被正義化的根源，正是建構在受害者敘事之上的新身分政治，這套通過教育系統灌輸的DEI（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平等、包容）理論，就是美國社會分裂的根源。
保護言論自由、恢復法治與秩序、恢復常識教育讓K-12（指從幼稚園（Kindergarten）到12年級（12th grade）的基礎教育）與大學停止製造仇恨的DEI教育、政治和解，均是美國今後無法回避的大問題，但這些問題在左派壟斷90%的媒體與教育系統的情況下，無法得到公正的討論。況且，左派認為的「美國正處在左右政治和解及對立的十字路口」根本就是他們的政治癔語。早在2020年，美國民主黨與左派就將政治暴力正義化、取消文化普遍化，拖拽著美國走上了一條毀壞法治與秩序的左右極端對立之路。如今左媒的所有說辭，都是為了限制保守派的「回擊」而發。
▲威斯康辛州基諾沙市警方槍擊雅各‧布萊克後發生騷亂，《CNN》記者奧馬爾‧希門尼斯站在火光熊熊的現場進行報導，螢幕底部的字幕寫著：「警方槍擊後，激烈但基本和平的抗議（Mostly Peaceful Protests）。」網路擷圖
政治暴力正義化與「搶劫有理」論的背景
查理‧柯克遇害之後，與2020年相比，美國左派媒體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開始擔憂暴力升級。但從他們反思的內容來看，雖然看似不偏不倚地批評左右兩方的暴力，但一是有意模糊左翼人物受攻擊的暴力來源，比如將裴洛西（Nancy Pelosi）的丈夫在家中受到其同性伴侶攻擊模糊化，不提攻擊者，只說受到攻擊；更重要的是完全放棄政治暴力溯源，完全不提2020年5月佛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事件之後民主黨鼓勵支持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與Antifa暴力活動，是美國政治暴力公開化與正義化的起始點。
2020年民主黨及左派媒體將佛洛伊德這個罪犯美化成美國英雄，並在全美發起近兩萬起BLM「抗議」活動以來，一些將黑作白顛倒是非的經典橋段可以成為教科書級別的資料載入美國歷史，這些經典畫面包括：
主流媒體顛倒黑白，美國公眾盲目跟風。8月26日凌晨，威斯康辛州基諾沙市（Kenosha）警方槍擊雅各‧布萊克（Jacob Blake）後發生騷亂，《CNN》記者奧馬爾‧希門尼斯（Omar Jimenez）站在火光熊熊的現場進行報導，螢幕底部的字幕寫著：「警方槍擊後，激烈但基本和平的抗議（Mostly Peaceful Protests）。」這張圖片直到8月27日上傳至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遭到廣泛嘲諷。
必須說明，美國人從5月下旬直至7月，對BLM與Antifa的暴行噤若寒蟬，76%的人表態支持「取消員警」（Defund The Police）。這個畫面遭到譏諷，只因部分人已經醒悟過來，依靠下跪並聲稱「我支持BLM」，無法保證自己的生活安全與生命安全。洛杉磯是BLM運動中心，搶劫活動非常多，富人雲集的比佛利山莊是BLM光顧重心，居住在該地的演員們在門口樹上掛著「我們一直是民主黨的捐款者」、「我們堅定支持BLM」，也無法倖免被搶劫──當年，這種做法非常普遍，一些人直到被劫之後才開始反省。
6月24日，大紐約地區BLM領導人豪克‧紐森姆（Hawk Newsome）在採訪中公開說，如果美國「不給我們想要的東西，那麼我們將毀掉這個體系」。對這言論，當時的美國媒體沒有任何人站出來反駁與質疑，輿論一致認為BLM這樣說皆因美國白人過去對黑人的壓迫。這種歷史欠債感，其實是美國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簡稱CRT，DEI系統的理論支柱）多年培養出來的。
因為BLM運動，並不始於2020年，在歐巴馬任期內BLM運動就開始在美國迅速壯大，轉捩點是2012年2月，佛羅里達州邁阿密一位17歲的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被槍殺，網上有人發起了「 #BlackLivesMatter 」的話題。在這個節骨眼上，歐巴馬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發表了一個演講「如果我有個兒子，他會長得像特雷沃恩」（Obama: 'If I had a son, he'd look like Trayvon'），這篇演講將膚色（種族）與死亡聯繫在一起，對BLM運動起了方向導引作用。
2017年8月，BLM聯合創始人之一、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的黑人解放運動社區組織者香奈兒‧赫蕾姆（Chanelle Helm），發表關於白人如何幫助消除種族不平等現象的建議，冠名為《給白人開列的10條要求》（White people, here are 10 requests from a Black Lives Matter leader），主題就是要求有錢且繼承了財產的白人，應該將自己的財產贈送給一直飽受白人族群壓迫的黑人，解決黑人的住房問題與貧困問題。並要求白人要發誓畢生致力於兩件事：無論如何都要對抗白人至上主義，以及給黑人和棕色人種捐錢和幫助他們的事業。在接受採訪時，赫蕾姆還引用了前南非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一句話：「就像奴隸制和種族隔離一樣，貧窮不是自然發生的。它是人為的，但同時也可以通過人類的行動來消除。」
赫蕾姆這一理論逐漸被豐富與發展，最後在2020年BLM運動中，發展成要求美國聯邦政府用稅收向所有的黑人進行歷史補償的要求。考察這段歷史，就會明白這句「不給我們想要的東西，那麼我們將毀掉這個體系」的言者為何理直氣壯，聞者不敢駁斥。
更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美國還有一本為BLM搶劫正名的書，書名是《捍衛戰利品：不文明的暴亂歷史》（In Defense Of Looting', In Defense of Looting: A Riotous History of Uncivil Action），作者是維姬‧歐斯特威爾（Vicky Osterweil），居住在費城，是《新調查》（The New Inquiry）雜誌的作家、編輯、定期撰稿人，她這本書出版後，美國左派媒體《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簡稱NPR）、《紐約客》（The 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等都做了介紹。
根據這幾家媒體的介紹，這位女作家認為搶劫是實現社會真正持久變革的有力工具。其主要論點是：一、捍衛「在動盪或騷亂期間大規模沒收財產，大規模入店行竊」的行為。因為這是反抗者正在採取的一種強有力的策略，目的是質疑「法治」的正義性以及不平等社會中財產和財富的分配。二、搶劫攻擊了物品的分配方式與財產觀念：為了使某人的頭頂有屋頂或有一張飯票，他們必須為老闆工作，這種有工作才能獲取生活費用，是社會不公正的表現。而且，以這種方式組織世界的原因顯然是為了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搶劫打擊了這種財產關係的核心，並證明沒有員警也沒有政府的壓迫，我們可以免費獲得一切。
這本搶劫有理的書代表了美國左派的政治觀。一個叫做「校園改革」（ Campus Reform）的組織在調查人們對搶劫的看法，發現這種看法很有市場。組織成員先到芝加哥採訪黑人，被採訪者都認為到商場拿點東西是正當的，是對社會正義的追求。校園改革接著前往喬治華盛頓大學，詢問大學生對掠奪和騷亂的看法。不幸的是，大學生說騷亂、掠奪有「正當理由」，因為「當權者偷了更多東西」，搶劫只是無權者的表達方式。
BLM的上述主張太過奇葩，僅僅只有歐巴馬的背書，很難改變美國人對捍衛私有財產的觀念。要想行得通，必須鉗制言論。
▲美國政治暴力、取消文化大行其道，讓人想起中國的文革。Getty Images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大行其道
追溯「取消文化」的源頭，最早是在上世紀出現，那時人們認為某個公眾人物、名人言行不當，呼籲排斥、抵制、迴避或解僱該人。這種迴避可能會延伸到社交圈或職業圈，這對這些名人打擊很大。
但一解釋容易模糊「取消文化」政治化的原因。左派自1968年開始以占領大學講台與研究機構為目標的「體制內新長征」以來，終於在教育界與學術界取得了主導地位，建立了一套政治正確的話語體系，並利用僱用、發表學術文章的機會讓人自律，不敢再說出與政治正確相悖的見解。
2015年黑人在社交媒體例如推特上廣泛使用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讓白左們獲得靈感，從此用來控制言論。《華盛頓郵報》曾於2021年發表一篇〈「取消」的奇異旅程：從黑人文化的笑料到白人怨憤的口號〉（The Strange Journey of 'cancel,' From a Black-culture Punchline to a White-grievance Watchword），記述了這一演變過程。由於美國的新身分政治中尊奉黑人為最大的受害者族群，他們熱衷的「取消文化」定義為：「對那些被評估為說了或做了不可接受或非常有問題的事情的人，撤回任何形式的支持（收視率、社交媒體關注、購買其代言的產品等），通常是從社會正義的角度出發，特別警惕性別歧視、異性戀主義、同性戀恐懼症、種族主義、欺凌和相關問題。」
英文中有個「取消文化受害者」（Cancel Culture Victim）。不少人根據自己所知資訊列了一個名單，左右皆有。
這個名單上列舉的受害者是人與機構，不過遺漏了一個最荒謬的例證，那就是「南加大馬歇爾商學院」（USC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溝通相關課程教授格雷克‧派頓（Greg Patton）2020年9月線上授課時提到「填充詞」的用法，並舉英文「that」為例，在中文就是「那個」，派頓並重複說了三次「那個」，結果引起非裔學生不滿，因為「那個」與一個詞（指Nigger，黑鬼）諧音，極大地傷害了黑人的情感。對此，校方發布聲明說：「最近學校一名教師在上課時使用一個中文詞彙，在英文裡聽起來像是種族歧視。我們深知種族主義語言的歷史、文化和其帶來的有害影響，會請另一位教授接管這門課程。」每一次引人注目的取消活動，都可能伴隨著數十人被迫進行自我審查。《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簡稱NR）在評論這一事件時，連Nigger這個詞都不敢用，但還是壯著膽子說：「這個案例也警示我們，雖然『取消文化』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現象，對學術自由構成了清晰而現實的威脅，但潛伏著一種更隱蔽的危險：假定從眾的軟專制。」
在〈2020年9大取消事件〉（The 9 biggest 'cancels' of 2020）一文中，如此總結2020年甚囂塵上的「取消文化」：「從J‧K‧羅琳（J. K. Rowling）到艾倫‧德傑尼勒斯（Ellen DeGeneres）等眾多知名明星，以及從Netflix到Oatly等眾多品牌正式『終結』。這些人和品牌常常因為做出冒犯性行為或持有不符合社會規範或政治正確的共同信念而被貶低。」
如果用「Cancel Culture Victims 2020」作關鍵字搜索，會跳出一大堆連結，舉不勝舉，大學成為重災區。比較有名的事件有賓夕法尼亞大學常春藤盟校法學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因發表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煽動性言論而被停職；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因參加學校的招聘委員會時否定了一位在幾位候選人當中並非最優秀者的黑人，因而被視為有種族歧視而受到各種審查。這與美國高等教育的過度政治化相關，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結果，1969年至今教師政治意識形態趨勢在左派占絕對優勢的大學裡，自由派和極左翼教職員工的比例從1998年的44.8%上升到2016至17年的59.8%，在美國學術界占據了絕對的多數。在這樣一支教師隊伍裡，哪怕意識形態相同，稍有不同意見，淪為打壓物件，被解聘或冷藏是常見現象。
想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精力寫這篇文章？2020年美國發生的一切，讓我看到美國這座民主燈塔已開始傾塌。美國政治暴力、取消文化大行其道，讓我想起中國的文革，為此我寫了好幾篇文章直陳其危。美國人沒經歷過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對文革只知其名，不知其實，其中一大半人雖然覺得政治暴力與取消文化不合適，但並不知其危險。
正因如此，才會有本文開頭那種輕飄飄的反應，認為是川普的作為破壞了美國的政治和解，其實，要達成政治和解需要越過一道政治鴻溝：左派的失敗與懺悔。美國左傾已病入膏肓，不找對病源很難救治。在左派根本沒認識到自己的極端主張與實踐已經動搖美國憲政根基，且完全沒有任何反省的情況下，奢言和解，左傾病毒很快就會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