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三十年專權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不到三個星期，就被人民抗議運動趕下台，成為近代人類民主歷史上的一個奇蹟。但這個「奇蹟」所以發生，根本不是甚麼外力起了作用，而完全是埃及人民自己奮鬥，或者說是孤軍奮戰的結果！
對這一點，《紐約時報》兩位都懂阿拉伯語、深入埃及現場採訪的專欄作家，異口同聲這樣認為。中國八九天安門運動時《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說，埃及革命甚至都沒有得到美國等西方的道義聲援，他對此強烈批評；該報另一位專欄作家，曾以《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等專著得過三次普立茲獎的中東問題專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從開羅解放廣場發回的專欄更是強調這一點，說對埃及革命的最準確描述應該是，這完全是埃及人民憑一己之力完成的，他們依靠自己，也為了自己，沒有外力，「只憑自己的力量、團結和創造性」。這位美國知名的以寫中東問題見長的專欄作家總結說，這場埃及革命，是一場「全然的自創革命」（total do-it-yourself revolution）。
美國務院妥協、愚昧、官僚
為甚麼這場埃及革命沒有得到外力的支援？這跟美國內部左派、右派對這場革命的錯誤解讀和立場有直接關係。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強，並一直是自由世界的旗手，所以美國的態度和立場舉足輕重。但面對這場埃及革命，美國的最初反應可謂不知所措，因為毫無從政、行政經驗（曾只是社區組織者）的歐巴馬總統，根本不知道甚麼叫邪惡，更別說對付邪惡。
除了有左派的浪漫幻想，他的國際和外交知識也相當貧乏。他出任總統後，出國訪問到處鞠躬，給日本天皇鞠躬九十度，向沙烏地阿拉伯那些腦滿腸肥的王宮貴族大彎腰，甚至還跟美洲的小霸王、委內瑞拉的強人總統查維茲握手言歡；跑到歐洲代表美國到處道歉，試圖討好所有國家。他以所謂「不要把美國的價值強加給其他國家」為由，全面從前任布希總統向全球推廣民主價值的戰略後退。所以一年多前伊朗發生人民抗議事件時，他清楚表明，美國「不支持伊朗的政權改變」，要跟伊朗「合作」。
在這種背景下，可想而知，歐巴馬怎麼可能會全力支持開羅廣場的埃及人民。而且穆巴拉克一向被視為美國在中東的「盟友」，歐巴馬上任後，「兩巴」已經擁抱過了。
而希拉蕊領導的美國國務院，更是以妥協、愚昧、官僚著稱。那些也是養尊處優的官員，注重的多是甚麼區域穩定、雙邊合作，看重的是統治者（以及怎樣跟他們拉關係），而不是道德的力量、人民的權利等這些更根本的價值。
一「伊」障目，不見中東
但美國左翼政府的這種德性由來已久，並不稀奇。被稱為美國最糟糕總統的吉米‧卡特，當年處理伊朗革命事件時就是一塌糊塗。當時一百五十名伊朗軍官決心要制止何梅尼的毛拉專制，但卡特要他們「服從」。結果這些聽了卡特勸告的軍官，後來都被處決了。
所以有美國學者認為，伊朗走到後來那種瘋狂地步，吉米‧卡特等這些對邪惡充滿幻想的左瘋們，負有很大的責任。更不要說當年卡特為跟共產中國建交，而拋棄了台灣。但這個極左政客，卻被古巴獨裁者卡斯楚讚美為「有道德感的人」。
但這次面對埃及革命，最不能讓人原諒的，還不是歐巴馬們，因為左派對邪惡的浪漫和無知歷來如此，而是美國的右派。右翼保守派一般都被認為比較反共、反專制，對邪惡有相當清楚的認知。雷根總統時，曾明確地喊出「推倒柏林牆」，等於吹響了結束東歐共產專制的號角。
但這次面對埃及事件，美國很多保守派，幾乎不約而同，都對埃及這場革命不太樂觀，對上街遊行的民眾不太相信，一再強調穆斯林兄弟會的勢力，因而希望保住穆巴拉克。像美國知名的右翼有線電視福克斯的王牌節目主持人漢尼提（Sean Hannity）、葛倫‧貝克（Glenn Beck），還有全美收聽率最高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等等，都是如此。這些右派所以這樣「反應」，主要是在三點認知上有偏頗：
第一，被伊朗的何梅尼革命嚇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有了杯弓蛇影的恐懼症。看到埃及民眾上街，就想到伊朗革命，想到何梅尼，想到極端伊斯蘭勢力上台，想到毛拉們掌權。但這是一「伊」障目，不見中東，沒有看到埃及跟伊朗的國情不同，更重要的是，時空、時代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聯合小惡對付大惡
第二，他們的資訊不足還是次要的，更主要原因，是不少右派也是過多注重甚麼策略，把區域穩定和所謂國家利益等看得高於一切，而不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結果，為了所謂區域穩定，美國就得支持穆巴拉克，支持沙地阿拉伯的王公貴族。而對那裡的專制，對女人露臉都遭懲罰的黑暗，不那麼看重。
但正如前以色列副總理、暢銷書《民主論：戰勝專制和恐懼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夏蘭斯基（Natan Sharansky）所說的，所有獨裁政權，都是本國不穩定的根源，並威脅周邊國家安全。獨裁統治下的穩定，一定是虛假的，因扼殺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定期公平選舉（發洩民怨，換人上台），一定會積攢民怨的岩漿，等待一次「更大不穩定」的火山爆發。
所以為了暫時（實質是表面上）的「穩定」而支持或默許獨裁者，從長遠看，會醞釀更大的災難。其實美國當年對伊朗巴列維國王推行社會主義革命（國營化、貧富懸殊、腐敗、專權等）持默認或縱容態度，也是導致後來出現大反彈、何梅尼上台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聯合小惡對付大惡」的理論作祟。這種理論是典型的不顧道德原則，只講策略利益的算計。結果導致美國政府默認、甚至跟獨裁者合作，嚴重延緩了那些國家的民主進程。例如美國當年支持南韓的獨裁者朴正熙、全斗煥，以及菲律賓的馬可仕等等。現在支持埃及的穆巴拉克，沙地阿拉伯的貴族，約旦的國王，葉門的專權者等等，都基於同樣的思維。
台灣為何失去聯合國席位
一般來說，美國的國家利益，往往跟民主自由價值在一個軌道或方向，所以美國強調「國家利益」時，等於是在推行普世價值。但是當與這些根本性價值不相符時，這個「國家利益」就只是一屆美國政府，甚至一個總統的利益，而且往往是政客自己的私利。
例如當年右翼的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當面諂媚毛澤東，要跟紅色中國建交，而拋棄台灣，表面理由是為打開中國大門，推動中國走向世界，但實際上，只是尼克森自己要獲得黨爭資本，積攢政治遺產。因為尼克森的「親北京」政策，根本沒有推動中國開放和進步，反而由於美國的背書——等於認可了中共統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鞏固了毛政權；一直到毛死，中國都沒有絲毫的開放和政治寬鬆。「尼克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一說，整個是一個神話。
而且即使所謂聯合北京（小惡）防範和對付莫斯科（大惡），也沒起到任何實質性作用，或者說是自欺欺人。因為在根本的意識形態上，中共和蘇共還是在同一軌道，如果真有關鍵時刻，中國會擁抱蘇聯，絕不會聯合美國。所以尼克森、季辛吉等政客們的做法，只是起到給邪惡壯膽、損害自由價值的作用；而且犧牲了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
埃及和中東人民真是不幸運，伊朗何梅尼革命時，美國是怯懦無能、又對邪惡完全無知的卡特掌權；今天面對埃及革命引發的利比亞、約旦、葉門、巴林、伊朗人民的上街抗議行動，白宮又是同樣的左派總統（也同樣無能，現在就被稱為卡特第二）歐巴馬；同時更不幸的是，很多美國右派，也持糊塗甚至愚昧的看法。
但正如埃及革命所展示的，他們完全不靠外力，自己團結起來，勇敢追求自由，結果趕走了獨裁者。他們的成功，給全世界獨裁國家的人民、爭取獨立的地區的人民的一個最重要啟示是：不要指望、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要靠自己的努力，爭取自己的自由和尊嚴，而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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