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不到半年來發生的「12跳」問題，其實很大一部分是重新跳出中國由來已久的「農民工」問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志柔，是台灣少數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專家。對於富士康的問題自然有其深入的見解。
富士康的「宿舍體制」管理
陳志柔首先談到一般外界指責的富士康是血汗工廠、有勞動管理問題等焦點，他認為，工人會跳樓，其實是一種心理壓力、社會疏離，是「社會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工人回到宿舍，一起住的人跟他沒甚麼關係，沒有辦法建立個人社會網絡或社會支持系統，他在很機械化管理場域中。我認為問題在這邊。」
陳志柔表示，目前看到對富士康的批評包括工時高、工資低等，可是相對來講，比起其他外資工廠、私營企業，並沒有大差異。
富士康員工近3個月連續的自殺事件的確比華為、台達電，或比其他任何勞力密集的企業都多。陳志柔認為如果要歸咎到管理方式的問題，就要看富士康和別人有甚麼不一樣。他分析富士康所謂的「管理特別嚴格」，是因為「員工像部隊一樣龐大」，且「大多數住校」，也就是員工住宿舍者眾多，不像有些中小企業工廠工人，有很多可以住在外面。這樣的管理特質，讓工人下班以後沒有辦法建立私人社交生活。陳志柔認為這對一個人來說壓力是很大的：「制度運作到最後，人變成小螺絲釘，沒有喘氣空間。如果多數工人到外面住，他們精神壓力就沒那麼大，他有他的同鄉、朋友網絡。當然，這樣富士康的管理可能成本會高很多，且在廠住宿的工人根本負擔不起在外租屋的生活費。」
背後的「社會問題」才是關鍵
然而，陳志柔認為富士康的「宿舍體制」管理問題，其實是導因於中國的社會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城鄉二元制」。這種將中國城鎮和鄉村戶籍嚴格二分的管制，使得農民工這種暫時性的流動人口，無法搬到城市附近去落地生根。
陳志柔說：「工人為甚麼住宿舍？因為工廠外面沒有家，工人不是喜歡住宿舍，因為經濟弱勢、社會區隔，工人才別無選擇住宿舍。」如果是正常的開發中國家，其實離鄉的工人可以選擇搬到大都市附近鄉鎮去居住，例如台灣雲林的人搬到台北縣三重市。但中國的制度讓農民工無法做長久性的流動，所以不得不住宿舍。
陳志柔認為富士康只是因為它面對這種流動來的農民工，將之軍事化地管理到宿舍裡去，所以壓迫到精神生活，當然會出問題。但是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
根深蒂固的「城鄉二元化」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30年，「農民工」已經成為藍領勞動階級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農民工的特徵身分，起源於毛時代的城鄉二元體制以及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在戶籍制度下，鄉村居民只能擁有農民戶口身分，離鄉背井到發展地區尋找就業機會後，無法取得當地戶籍身分。這些「外來人口」，因此被排除在移居地（或旅居地）的城市福利之外。
根據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吳介民教授的研究顯示，農民工雖然是工人，但卻不具有「國家職工」的法律制度地位。他們與中國國營部門所僱用的「職工」不同，最顯著的就是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只有一般國營部門職工的一半左右。
除了工資外，吳介民指出，民工普遍沒有受到勞動法規的保護。一般而言，外資部門的情況較好；台資作為外資的一環，情況介於歐美日外資與內資廠之間；而私營內資廠，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民工幾乎是得不到勞動行政單位的保護。
另外如社保的不平等，也是最遭詬病的一個問題。一般私營內資在地方官員的彈性執法下，能免則免，因此民工的總體社保覆蓋率很低。根據中國2006年一份官方資料顯示，四種主要社保項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對於民工的覆蓋率，分別只有26.6%、26.2%、15.3%、32.5%。
中國人缺乏精神信仰的寄託
對於富士康顯現出來的中國整體性問題，陳志柔特別提出第二個主要因素是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當人遇到壓力，全世界皆然，要有社會支持、要有家庭網絡、要有信仰支持。一般西方社會就是這樣，你要有宗教信仰，這對精神生活的寄託是很重要的。而這在中國長久以來被否定、被忽視！這都是大社會制度的問題。」
陳志柔也提出「二代工人」問題：「以前中國勞力便宜耐操，現在未必了。新一代年輕人有對他自己生活空間自主的期待。上一代比較對自我空間沒那麼大需求，所以那一套方式在過去那一代沒問題；這一代人，除了經濟上，還對自我實現有渴望。當他突然恍然大悟，他在這邊只是小螺絲釘，每天來這邊交不到朋友，甚至也無法自在上網、無法自在看電視，那樣落差就很大。」
陳志柔建議台商在管理這些人，要滿足其社會生活。所以目前長三角和珠三角都有鄉鎮政府要求台商要把宿舍蓋在廠區外面，雖然地方政府的動機是希望這些工人消費拉動房地產及內需經濟，但相對來說，工人在工廠外就會有社會生活，就會有私人時間。
然而，目前中國的改革方式，並不讓富士康這類的農民工能夠在城市安家落戶或安居下來。陳志柔指出，目前中國城鄉二元制的改革，在部分地區讓有正當職業能買房的農民工，往往是工廠幹部或是有技術的工人，可以得到城鎮戶口。而像富士康所僱用這種年輕的、流動的、低階的農民工，則不在改革受惠範圍之內。中國目前的戶籍改革多在二線城市，不是在上海、北京、深圳、蘇州這些一線城市，所以無法解決外資企業農民工的問題。
看來，富士康的問題不是短期或是富士康本身的能力所能解決的。整個中國大環境不改革，尤其是「城鄉二元制」不改革，農民工的「悲歌」將唱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