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先生接任總統時，台灣政治上剛要開始民主化，既得利益、保守觀念、乃至激進思想都讓民主化改革十分艱難。李總統以合理的目標、堅定的毅力和高明的策略，成功完成和平民主化的寧靜革命，使台灣能做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
李總統在經濟上的挑戰也很大且很多。台灣當時已達開發中國家的頂峯，而要成為已開發國家，卻要在產業結構、政策制度以及人民的觀念和做法上做很多改變。台灣在這要轉大人的時候，又恰逢民主化及國際情勢的改變，使很多經濟相關問題同時爆發，各問題相互交纏，人們的目標、利益、觀念以及意見的衝突，甚至比公開的政治意見衝突還大。若非李總統堅持國家整體的目標，很多問題和政策可能會被個別的利益或見樹不見林的想法扭曲到不正確的方向，而使台灣陷入不少開發中國家難以脫困的所謂「中所得陷阱」。
台灣面對嚴重「要素價格均等化」問題
台灣從日本時代到1980年代間，近百年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力量是來自經濟的落後。當時台灣只要努力運用較先進國家低的薪資及其他資源成本，就可以生產出成本低於先進國家的產品而出口。這等於是把先進國家的生產和就業搶到台灣來，而因此對國內人力及其他資源需求的增加，也把台灣的所得逐漸拉高上來。這種發展可說相對容易，政策只要讓投資、就業、生產、出口能方便地進行，學理上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就會使我們持續發展（請參閱：陳博志，〈「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在說甚麼？〉，《看》雜誌，第53期）。
但在1980年代之後，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加入國際競爭，它們的薪資和其他成本遠低於台灣，因此同樣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由協助台灣搶先進國家的產業並拉高台灣的薪資，變成協助開發中國家搶台灣的產業並拉低台灣的薪資。國際經濟更自由化的結果，甚至使台灣廠商要到中國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投資，比以前先進國家廠商要來台灣投資更為方便容易。於是台灣廠商和產業大量外移，加快了台灣薪資被開發中國家拉低的作用，也拉低了台灣生產成長的速度。台灣若要維持較高的經濟成長，必須更快速發展開發中國家不易搶走且能和先進國家競爭的產品和產業。台灣經濟發展因而比以前更困難而要有更好的努力及政策。
而在那時候台灣的民主化，恰使長期被壓抑或忽略的勞工權益及環境保護議題爆發，勞工及環保運動興起發生極多爭議。國內公共建設不足和社會福利跟不上經濟發展的現象也飽受批評。而鉅額出超除累積成國內游資泛濫及投機活動盛行之外，美國又恰在此時要求出超國家貨幣大幅升值，新台幣在四年間由大約40元新台幣兌換一美元升值到約25元新台幣兌一美元。出口產業國際競爭力因為用美元計算的成本遽增而大幅下降，因此更想要外移。新台幣升值使人民覺得財富和所得上升，游資等因素引發的泡沫經濟和股價及不動產價格暴漲，隨著而來的服務業發展又使薪資快速上升。結果台灣像個暴發戶產生許多社會問題，而企業對外投資或外移的壓力和能力也都進一步提高。
這些問題其他先進國家如日本雖也曾面對，但它們是分幾十年面對，台灣卻是同時發生，因此更難處理。這種種問題都分別有其對策，但這些問題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有複雜的相互影響關係，因此對付某個問題的方法很可能具有使其他問題改善或惡化的副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屆得主揚‧丁伯根（Jan Tinbergen）曾指出，這種情況下各種政策應依經濟的相互影響關係同時決定，才能做最好的政策搭配（Policy-Mix）。
在這種多重問題同時存在的情況，決策者若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對付個別問題，而缺乏對整體經濟的了解和構想，各政策的本意和效益就常會被其他政策的副作用抵銷。決策者若無法抗拒各別問題之利益集團的壓力，政策也會被扭曲到只看部分人直接短期利益的方向，而破壞政策的整體性和正確性。李登輝總統身為經濟學家而了解政策整體性及私人和社會利益的不同，因而能堅持較正確的整體政策。但也因此至今仍受一些只看到私人短期利益之人士的批評。
▲面對產業外移時，國家經濟發展必須走的方向便是產業升級。Adobe Stock
產業升級、戒急用忍、南向政策
李登輝總統時期的政策很多，本文只以「產業升級」、「戒急用忍」以及「南向政策」這三個主軸的相互關聯，以及其中一些可能會被扭曲的情況，來說明堅持政策整體性及注意社會利益和副作用的重要性。
簡單地說，「產業升級」是要改善既有產業及發展新產業，而使國家有夠多的產業能在薪資、所得及其他成本提高後仍具國際競爭力，而創造夠多更高薪的就業。這是國家繼續經濟發展一定要走的方向。而這方向的成功也因提高產業支付相關成本的能力，而可同時降低勞工及環保方面的一些爭議，並減少產業外移的壓力。即使產業仍有外移，新興升級的產業也可彌補其留下的就業和生產缺口。產業升級到在國際上具有關鍵性時，也可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支持。也因此1990年代國外曾說台灣的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ICT）產業形成可抵禦侵略的矽盾，現在台積電也被稱為護國神山。
但當時中國已藉其低成本、大市場以及不公平的政策獎勵和貿易障礙，大肆吸引甚至搶奪台灣的產業，新興產業的發展不足以彌補外移造成的缺口，而使國內薪資及經濟成長率被拉低。產業外移的機會也像企業經營策略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所說的那樣，降低了一些廠商在台灣產業升級的努力，產業外移中國更會使其上游產業被迫跟去（請參閱：陳博志，〈紅色供應鏈與兩岸產業合作〉，《看》雜誌，第161期），而整體企業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則會被中共當成以商圍政和經濟制裁台灣的武器。所以李登輝總統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來規範對中國的投資，以減少非必要之投資而避免產業對中國的外流和依賴過大。
而因國際競爭而必須外移的產業，則以「南向政策」移轉一部分到東南亞投資，以免對外投資全集中在中國，而使下游產業的中上游產業不得不跟去中國。南向政策也可分散投資和市場太集中在中國的經濟政治風險，並協助東南亞國家發展而提升它們和台灣的關係和友誼。
現在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已察覺，產業大量外移造成的失業和所得分配惡化等等傷害，也了解中國的不公平政策及想支配其他國家的心態，因此很多國家不只要積極發展自己的產業和技術，也都要限制對中國投資及技術的移轉，甚至出資召回已去投資的廠商。美國的印太戰略也要強化和東南亞的合作。換言之，現在先進國家也要產業升級、戒急用忍和南向政策，顯示李登輝總統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先見之明而超前布局。當年不支持李總統政策甚至妄加批評的國家和人士，都欠李總統一個道歉。
國家整體利益與私人利益不同
不過在當時很多人卻以私人利益的觀點，或者以對事實不正確的認知來批評這些政策，甚至因為不敢說出口的意識形態而反對這些政策。這也導致某些政策被扭曲或未能有效執行的風險。其中很多風險都因李總統的堅持才被化解或降低。
舉例來說，當年有不少人說商人最知道那裡最賺錢，所以政府不該干預。這說法其實是不懂國家整體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不同，也不懂個別廠商外移對勞工就業、產業升級、其他廠商利益以及國家安全的傷害等社會成本。他們也忽視了到中國投資的許多被侵權和政治迫害等私人損失和風險。如今很多人私人利益受害已後悔莫及。而紅色供應鏈的興起也使一些當年主張和中國互補合作的人士覺悟到中國要整碗端走的本質。
再以當年的亞太營運中心政策來看，當初這政策是要將一些國際企業設在香港的亞太營運中心或區域總部吸引來台灣，因為1990年代這些企業已在擔心香港九七之後會失去法治和自由。但這政策卻被部分官員和負責規劃的國外研究機構吹牛成台灣要做亞太的經濟中心。但台灣其實並沒這個條件（請參閱：陳博志，〈別再做東亞中心的幻夢〉，《看》雜誌，第117期）。於是有些人就進一步說要三通不得罪中國，以藉中國做腹地來成為亞太中心。一個源自國際對中國不信任的政策，竟被扭曲成要台灣更依附中國的政策。所幸李登輝總統在1996年公開導正，政策才沒走得太偏。李總統有先見之明和整體思想，並堅持正確做法，台灣經濟今天才能不被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