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京天安门申冤的，不只是大陆的冤民们，台商在有冤无处申的情况下，也加入走上天安门的行列。这或许是中共专政下的中国特色！
除了采取激烈手法上天安门切腹的沈柏胜外，另一位台商黄锡聪也是天安门的常客。他遭中共官员冒名贷款1,030万人民币后，走访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单位申诉，至今长达十一年之久，饱尝中共「官官相护」下的辛酸。直到今天，案子还是未获得解决！
祸从天降》
结束营业却莫名在法院「有案底」
1991年，黄锡聪赴中国福建与中方合资建立机车零件组装厂。身为公司副董事长的他，主要负责经营管理。在与中方合作的过程中，黄锡聪惊觉两岸国情有显著差异。例如在公司章与账本都在台方手上的情况下，中方人员竟然能利用与银行的关系，挪取公司公款私用。
发觉到这点的黄锡聪很害怕，认为这迟早会让他「吃大亏」。于是在1996年认赔，收起生意返回台湾，把原本的工厂租给其他台商。
2000年时，黄锡聪从朋友处得到消息，说他的公司在法院「有案底」。他觉得莫名其妙：「我们公司在大陆结束营业那么久了，怎么可能有案子？」
原来有人冒他的名，把他在中国名下的资产抵押，贷款了1,030万人民币，导致泉州市法院要拍卖他的资产。
黑手涉入》
案子都被「打过招呼」了
黄锡聪惊觉这是贷款诈骗案，要求法院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后再审理，但没想到被法院拒绝。无奈之余只好自己去向公安局报案，却发现已有人向公安局「打招呼」了，连公安都不受理。黄锡聪于是上告台办，经过协调后，泉州市公安局不得已受理此案，经过侦查后证明的确是贷款诈骗。当时公安向黄锡聪表示，已发函法院，希望法院停止审理。没想到泉州市法院竟然拒绝停止审理该案，连公安也无可奈何，不愿意开给黄锡聪不立案证明。黄锡聪不服，于是上告公安部，公安部发函要求福建省公安厅必须办理此案。
福建省公安厅长却向黄锡聪表示，他的案子公安厅也「无能为力」。厅长曾三次向福建省政法委发函，但政法委却不愿意处理此案。公安厅长向黄锡聪建议从福州的案子下手办理。原来，黄锡聪的案件有七笔贷款，其他地方的案子都被「打过招呼」了，就剩福州市的案子看起来有希望。
福州市公安局长本来拍胸脯保证说会办理，发函福州市法院。没想到后来却向黄锡聪抱怨：「这我真的没办法，你知道这案子阻力有多大吗？我以为只涉及一个头头，结果不是，全部都是头头啊！」至今案件仍被搁在福州法院无法进展。
到底此案背后涉及的人员层级有多高？黄锡聪无奈地表示他也不知道。但过程中换了好几个律师，因为委托的律师一直被恐吓。其间，福建省检察院还亲自到福州市公安局把该案卷宗调走，并声称遗失；他到省检察院申诉，却遭人身威胁，福建省检察院保安科科长带着四、五个人恐吓他：「以后都不许再来告，来一次我打一次。」
十一年来，为处理此案，黄锡聪跑福建省一百多趟，连省检察院都干涉此案，想必背后有更高层的黑手涉入。黄锡聪还到北京抗议，总数达十来次之多，他说：「到天安门三趟、到中南海贴标语一趟、到王府井两趟，都被抓起来。」
协议无效》
台湾海基会宛如一个「邮局」
黄锡聪也曾在台湾上书总统、行政院长，信件最后转给陆委会。陆委会发给黄锡聪四封回函，并把他的案件转交给海基会法务部。海基会在过程中，把他的案情以信件方式寄到大陆海协会十一次，得到十一封回函。但他的案情「一点动静都没有」。
黄锡聪笑着跟海基会说：「你就像一个邮局，我寄给你，你寄给它（中国），只有这个功能嘛！只有邮局传递的功能而已。」
而陆委会把案件转给法务部的原因是，两岸于2009年签有《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法务部发函给对岸后，没想到对方回答「黄锡聪的案件不包含在协议里」。黄锡聪义愤填膺：「我告的是渎职罪，协议里那么清楚、白纸黑字写着包含渎职罪！」但中国方面不承认，海基会法务部也没办法。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无法落实，在黄锡聪身上「殷鉴可循」。这十一年来，中共不执行法律谁也没办法，光是黄锡聪写的控告信，超过二千封以上。他还印制海报，上面写着他的冤情，寄到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这些海报的寄发也高达三十万封以上，但都石沉大海。
黄锡聪感叹道：「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觉得现在要签投资保障协议没有用。协议签了那么多，不是签了就好了，是要落实执行才好！」
少年白头》
告了十一年终究一事无成
尤有甚者，黄锡聪已被中共当局锁定。只要他一在台湾订机票前往中国，公安马上就打电话怒斥他：「你要来干嘛？你要去哪里？」
黄锡聪现在绝不单独去中国大陆，一定找三、五人同行。在中国外出，也一定得有人随行，深怕一落单，就会被公安绑架或遭遇人身安全问题。连使用手机，都得跟公安玩「谍对谍」的游戏，黄锡聪去中国至少要准备七、八支手机，每支手机一定单向联络，用完就不再继续使用，严防被公安卫星定位，随时掌握行踪。
虽然如此，为了防堵黄锡聪到北京抗议，公安还是有办法紧跟在他身旁。只要黄锡聪一住进饭店，公安立刻找上门查访，并进驻左右房间，门口、饭店外、车上，各有两个公安「站岗」，严防他进京乱告状。
还好台湾的公司十分支持黄锡聪讨回公道。有了公司的支持，他才能撑到今天，但是却花了十一年的职场黄金岁月。加上先前投资中国的时光，屈指算来总共约二十个年头。
当初三十来岁的创业青年，如今已54岁，黄锡聪不禁感叹：「两岸看似一样，但实际不一样啊！那里毕竟是人治的地方，而且我认为这种腐败，是中国（共）的一种默许。我告了十一年，哪个单位敢说不知道？这就是一种默许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