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政府要大量发行公债时，人们总会质疑这是债留子孙的做法。最近全球经济衰退，许多国家都要发行公债来增加支出。特别是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更积极主张政府要大胆举债以扩大支出，并认为债留子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所以对提花大钱的政府官员有很大的鼓舞。然而发行公债是否债留子孙并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答复，借来的资金如何运用，以及其所发生的效果，都会影响这项公债债留子孙的程度。 公债的排挤效果目前不大 克鲁曼在主张政府预算赤字不会债留子孙的通俗专栏文章中，认为主张预算赤字对长期经济不利的说法，是建立在政府借贷会排挤私人投资这个信念上，而他认为目前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大概也就认为没有债留子孙的问题。不过政府举债和债留子孙的因素并不只有排挤效果这一项，克鲁曼在专栏中未谈及其他因素，难免就会让人误以为目前怎么扩大政府赤字都不会债留子孙。 依排挤效果而来的主张其实并非债留子孙，而常是政府赤字无用论。这种主张是说当政府举债来增加支出时，利率会提高，使企业投资成本上升而意愿下降，结果私人投资的减少抵销了政府支出增加的效果，因而政府赤字就不能如简单的凯因斯理论那样，透过全国总支出的增加而让所得和经济成长率上升。克鲁曼认为目前不景气的情况利率已极低，民间投资早已缩减，所以不会有排挤效果。单就这一点来讲，克鲁曼是对的，目前不必担心排挤效果。 然而没有排挤效果并不就表示政府扩大赤字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也不表示可以不必债留子孙。要谈债留子孙的问题，必须先弄清楚债留子孙是甚么意思。政府现在举债来花，未来的人民需要筹钱来还本付息，因此看起来好像举债就是债留子孙。但实际上倒非如此。若是一个不和外国往来的封闭经济，未来子孙纳税为现在发行公债之还本付息，收到钱的是当时持有公债的其他子孙。所以是一批子孙把钱给另一批子孙，就所有子孙而言，并没有增加总负担，只有负担分配的效果。若这样来看，似乎没有债留子孙的问题。若更进一步看，政府发行公债若是从事公共建设，而建设留到子孙时还可用而有价值，则子孙甚至可以因现在的公债而得利，更没有债留子孙的问题。 对外筹款的公债可能债留子孙 不过若公债是卖给外国人，将来子孙还本付息是要付给外国人，则将来的子孙就是确确实实承受了这笔负债。而当现在进行的公共建设到那时候价值已低于公债的本息，或甚至已经毁坏没用时，未来的子孙就只承担债务而未得到利益，所以政府的赤字即使不去管那复杂的排挤效果，也仍是债留子孙。 上述例子都较简化，若要更精确讨论债留子孙的问题，我们可给债留子孙一个较明确的定义。我们可以定义未来某时点子孙的财产净值，若因我们现在发公债而减少，就算债留子孙。由于国内的债权、债务可互相抵销，因此我们要衡量国民总资产的简单办法是，只要看国内的总资产及全国的国外资产净额。后者也就是本国政府和人民在国外拥有的资产减掉国外对本国的请求权（包括债权和产权）。而若先假设人民的一般投资和资产不受影响，我们甚至只要看公共投资总价值和国外净资产两者总和的变化，就可推论是否债留子孙。 公债收入最好是活用闲置要素 发公债而不债留子孙最理想的情况是，这项经费全用于只使用国内闲置的生产要素（如失业者）的公共建设。这等于是把原先没有产生价值的生产要素，变成有价值的公共资产，但却没耗用外汇，所以全国总资产增加，也绝未债留子孙。这样的公共建设即使是把公债卖给外国，或向外国借款来做，也一样的好。因为对外国的债务虽然增加，但借款本身也让我国的外汇准备同量增加，两相抵销，因此国外净资产仍然未变。 反之，若这项公共建设完全是买外国产品来完成，则进口这些产品时会耗掉外汇准备，所以国外净资产将同量减少，而抵销国内资产的增加。子孙并没得到好处。万一这公共建设在规划设计或施工上有不当之处，以致其价值少于其成本时，我们即会债留子孙。 而若这项公共建设用的是国内并非闲置的资源，而使其他原来使用这些资源的生产必须改使用进口之资源或产品时，我们也一样会耗去外汇资产。所以这将和直接用进口资源来建设一样，稍有不慎就可能债留子孙。 所以就举债从事公共建设而言，公共建设愈使用本国闲置的生产要素，就愈不会债留子孙；使用愈多进口产品，或者愈多本国原已有其他用途之资源，就愈可能债留子孙。而只要公共建设将来的真正价值是大于建设成本或所发行之公债，大致上也不会债留子孙。但若随便乱做一些没用也就是没价值的建设，例如极少人利用的道路桥梁和蚊子馆，或者因为偷工减料和贪污而做出质量低劣很快要报废的建设，就很可能债留子孙。 由此看来，发行公债从事公共建设虽然有可能造福而非债留子孙，但规划和执行上却必须多用国内闲置的生产要素，不可以贪污和偷工减料，更要做真正有用的建设。这一切都表示，举债扩大公共建设必须要做仔细的规划，更要有良好的执行和监督，绝不是把钱花出去就好。以前经建会的同仁告诉我，在平常政府支出之外再扩大一千亿的支出，就已到了我国政府规划执行能力的极限，再多就可能会出问题。因此即使整体景气有扩大公共投资的必要，我们仍要考虑政府规划和执行能力的限制，而不是花多少钱也不会债留子孙。 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公债收入 而政府举债若是用于消费，则因为没有留下建设给后代，而支出必有一部分用于进口品，用于国产品的部分也有一部分会用掉其他产品所用之资源而间接增加进口，因此必然会减少外汇准备或国外净资产。换言之，政府这次举债来发消费券，而消费券的使用又未限于国产品，特别是由闲置之资源（如失业者）所生产的国产品，因此必债留子孙。 举债建设要不债留子孙，除了上述规划执行能力的限制，以及国内可用之闲置生产要素的限制之外，也要考虑财政限制。若举债太多而超过政府未来还款的能力，则未来必须要加税或减少政府必要的支出来还债，甚至要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解决。而这些方式都会对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一定会遗祸子孙。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时无节制的支出和贪污，让币制崩溃，连带也让台湾通货膨胀，最后四万元旧台币才能换到一元新台币，人民几十年的储蓄化为一堆废纸，当然也是一种形式的债留子孙。因此包括克鲁曼在内，有良心的学者和政府即使要举债建设，也一定要遵守财政纪律，总共不能借太多，一次也不能借太多。这种纪律在我国的公债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但最近政府拿克鲁曼可扩大举债的话当令箭要大肆举债来支出，却完全不理会克鲁曼和所有学者及国内舆论要求遵守财政纪律的主张，因此，债留子孙将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