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大一旦被新闻媒体报导，多半都不是好事，不是丑闻就是各类不幸事件。虽然这多少是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媒体习性，但也让人怀疑是否有甚么结构性的原因。
今年1月5日台大校长遴选委员选出管中闵院士为新任校长，但自此以后风波不断，直到笔者完稿前管院士仍然无法就任。社会上多数人认为这是蓝绿恶斗的结果：因为管院士的政治立场偏蓝，民进党选输了不服，便想出各种招数「卡管」；此举激起蓝营各势力的反弹，纷纷起而「护管」。简单的一个校长选举，竟然会演变成蓝绿大乱斗，导致校长长期出缺，这到底是因为台大深具制造丑闻的能力，还是有甚么神秘的原因？
台大是谁的？
这次选校长的风波，让人联想到从2006年开始延宕长达10年的台大人文馆兴建工程计划案。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当争议事件出现的时候，台大无法找出有效解决争议的方式。
要了解为何解决争议对顶尖学者齐聚的台大这么困难，首先要了解台大的「所有权」状态。跟一个私立学校不同，台大的所有权人很难界定。理论上，既然它是「国立」大学，当然就是国家所有，型态类似台电等公营事业，可是两者在营运上大不相同。
台大作为一个学术机构有一定的特殊性，教师看起来像雇员，但却高度自由，所以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雇员；学生看起来像客户，但学费低廉，而且学生有权参与学校各级单位的决策，所以也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客户；教育部理论上应该是「所有权人」，可是台大却是「教授治校」，教育部几乎不参与台大的营运，所以也不是平常意义上的所有权人。搞了半天，台大的所有权状态非常异类，没人说得清楚「台大是谁的」？
俗话说：「老板说了算。」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台大的老板是谁，自然也就搞不清楚谁说了算；既然没有谁说了一定算，那就大家说了算。于是，对台大的运行来讲，有规则的地方照规则，没有清楚规则的地方就照惯例，但是一旦出现规则与惯例涵盖范围外的事件，例如这次的校长选举、以前台大人文馆兴建的争议，就容易让各路人马（也包括没有关系的路人们）伸手干预，大乱斗就会启动。
台大类似「共有资源」
很大程度上，台大类似经济学上指称的「共有资源」（common resources），或者俗称的「无主物」。这种资源有两个特性。第一是不具备「排他性」（excludability），也就是人人都有占有它的权利。第二是具备「独享性」（rivalry），也就是当一个人消费掉这个资源之后，其他人就无法消费。
共有资源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公海里面的鱼，这些鱼人人都可以捞捕（所以不具备排他性），但是一旦被某人捞捕走之后，其他人便无法捞捕（所以具备独享性）。
因此，谁有权决定台大校长的任命？当选举过程没有争议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去问这个问题，除了遴选委员会之外也没有人会觉得跟自己有太大关系。但是争议一旦出现，台大觉得遴选委员会说了算，因为大学自主（这时候就忽略了每年拿教育部数十亿经费）；教育部觉得主管机关有监督之责，必须确保选举过程一切合法，且校长必须「道德高尚」（不知道台湾究竟有没有人符合这个标准）。拥管派主张「愿赌服输」，赌输了赖账非常可耻；另一派则认为管院士的独董身分没有在选前充分揭露，这种选举形同「诈赌」。
因为「没有人说了算」，所以各路人马都觉得自己可以在台大校长任命这件事情上「施一些力」，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结果。这就类似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另外，校长只有一个，任命了管院士就不能任命其他人，这类似共有资源的独享性。
共有资源的悲歌
那么共有资源有甚么问题呢？共有资源的命运通常很悲惨，经济学将其称为「共有资源的悲歌」（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为何共有资源会有悲惨的命运？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来理解。
假设某一小镇只有一个公园可以作为市民休闲的去处，公园不收门票，面积广大从不拥挤，我们假设每人每次去公园游玩可以得到相当100块的价值。今天该市选上了一个战神市长，由于为政勤勉，决定在该市设立一个水族馆。水族馆的收藏以及各项质量非常好，如果不拥挤的话每人每次参观可以得到相当500块的价值。但水族馆空间较小，参观人数很容易超过容量，开始拥挤之后每个人的效用就会下降。请问最终这个水族馆可以为市民带来多少效用的提高？
这题的答案是零，水族馆不会为该市市民带来任何额外的效用。这是因为只要参观水族馆的效用超过100块，市民就会弃公园而选择水族馆，使得水族馆更加拥挤，直到参观水族馆的效用降到100块为止。在这个水平上，市民去水族馆的效用等同于去公园的效用，后者也就是市民选择去水族馆的机会成本。
这就是共有资源的悲歌──共有资源会被滥用以致于最后无法创造出任何经济利润（或者价值）。经济学将这个现象称做「经济租消散」（dissipation of economic rents）。
校长选举与经济租消散
在台大校长选举的过程，也出现了经济租消散的现象。不论是「卡管」还是「拥管」派，都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来调查、动员、宣传。在事件落幕之前，这些成本会不断地增加。最后会增加到甚么程度呢？理论的预期是，对拥管派来说会增加到管院士被任命为校长对他们的预期效用，对卡管派来说会增加到管院士被否决对他们的预期效用。换句话说，直到经济租（预期效用减去机会成本）全部消散为止。
台大人文馆的兴建是更典型的例子，该馆的建筑经费主要来自于华硕集团所捐赠的5.4亿元，但该集团提出的大楼设计却遭到台大外文系教授张小虹、作家平路等台大校友以及一些师生的反对。抗议方的焦点在于人文大楼无法跟校门口古迹景观融合、会破坏椰林大道沿线建筑风格，以及破坏校门口附近的天际线等等。赞成方则是期待建筑量体的大小与空间规划能够符合师生的需求。争议的结果就是永远开不完的公听会、讨论会、座谈会，以及一个接着一个不断修改的方案。终于，设计案在2015年通过，可是直到12年后的现在，人文馆也还没有盖起来，争议长期难以解决的成本相当巨大。
堂堂台湾大学光是通过一个建筑设计的案子就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实在很难令人想象。那么，解方在哪？产权理论认为所有权的清楚界定可以提高效率，所以要改变台大无法解决争议这种状态，就必须清楚界定产权。但这需要台大私有化或最少法人化才能办到，因此短期内无解。可以想见的是，无论这次台大校长选举最终结果如何，以后的选举都将难以风平浪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