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之內，中美競爭領域從貿易快速滑向AI，並且跨越了演算法本身，演變為「美國主導的閉源高端模型 + 西方雲服務」生態，與「中國主導的極致性價比開源模型 ＋ 全球南方主權AI」生態之間的地緣影響力爭奪，成了一場決定未來數十年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範式和軍事霸權的系統性國家戰略博弈。
就在9月24日川習峰會之前，兩國都開始踩刹車。在美國，針對AI監控與「超級人工智慧」（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快速擴張的反對聲浪正在打破傳統的政治割裂，形成了極罕見的「左右翼一致」戰線，博弈的核心導火索是技術失控風險、資料中心社區反彈，以及軍民監控技術的濫用。中國則是自上而下開始踩刹車。不過，兩國對AI的擔憂，角度完全不同。
美中兩國的AI之憂本質不同
美國社會的討論重點在於保護人類免受技術反噬，川普本人認為這是謠言，他能控制AI。北京的首要關切則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人類是否能控制AI的風險，至少目前不是北京目前的關注點。
美國擔憂人類被AI反噬之憂，企業與白宮的看法完全不同。《華爾街日報》9月中旬連續發表有關AI風險管控緊迫性的系列文章，介紹了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最新民意調查，核心資料與其他報導的核心觀點如下：美國總統川普將AI的潛在災難性風險斥為「騙局」，認為過早設置護欄會削弱美國的財務優勢並讓中國搶占先機。但在耶魯大學的活動上，93%的受訪企業高管和商界領袖明確表示反對川普的觀點，認為AI的毀滅性威脅是真實存在的。88%的受訪高管認為川普應當在與中國領導人的會面中，討論兩國合作制定AI安全指引的必要性。
商界領袖之所以迫切希望中美共同管控，是因為像DeepSeek（深度求索）、Moonshot AI（月之暗面）等中國團隊開發出的先進AI模型，已經成為許多美國企業日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技術鏈高度交織，單邊監管已無法完全對沖風險。
9月13日，中國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陳一新在《網信》上發表〈全面築牢人工智慧安全屏障 推動人工智慧健康有序發展〉，可被視為官方態度。該文稱，根據中國國安部的評估，AI帶來的風險直接被納入了國家安全防範體系，共列六條擔憂，首要關切點是政治安全與意識形態風險（首要關切），其次則是境外（美國）的網路攻防顛覆性升級，並直接點名美國最新大模型（如Claude Mythos和GPT-5.5-Cyber），指其技術顯著提升了惡意軟體發展和網路漏洞挖掘的「工業化與自動化」水準，極大降低了網路攻擊的門檻，對中國的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構成嚴重威脅。最後引用近期美以對伊朗的衝突為例，指出AI在情報搜集、目標定位和輔助決策中已從「配角」變為「戰場主導者」，誰掌握更精準的演算法，誰就掌握戰場主動權。
要言之，中國官方對AI的擔憂與美國不在同一層級。美國主要是擔憂人類失去對AI的控制力，反對AI過度介入人類生活，例如：擔憂AI導致失業、擔心政府將使用AI全面監控社會，甚至還認為AI是在造就「巴比塔」（Tower of Babel，或意譯為通天塔，是猶太教《舊約全書》中的一個故事，說明人類產生不同語言的起源），是對上帝的褻瀆、對人類的終極僭越。中國民間沒有發言管道，只有官方能公開表達擔憂。陳立新的署名文章表達上述六點，確實都是對政權安危（國家安全）的考慮，屬於對工具掌握在對手一方的失控擔憂。
AI擔憂，美國是「天問」，中國是「人問」
我認為，從風險可控性來看，中國高於美國，主要原因是以下幾點：一是技術方面，中國明顯落後，目前根本還未達到人類不可控制的程度；二是企業作為主體的自主性遠比美國企業差。美國企業投資自主，只要國家沒有禁令的均可自由開發，企業對風險的控制完全依靠自覺。中國企業投資缺乏主體的自主性，尤其是這種作為國家戰略的AI開發，基本背後都有國家資金，政府控制力強，比如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多家AI企業實施打擊，這些企業毫無自衛可能。三是美國的擔憂是AI對人類的威脅，是「天問」；中國對AI的擔憂是對中共政權的威脅，是「人問」。「天問」級擔憂難於達成統一認識，「人問」級別的擔憂容易達成一致意見。
就以AI對人類社會的就業造成威脅這點來看，AI對就業造成的影響非常深遠，但美國和中國在反應速度和應對方式上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美國在AI技術（如生成式AI）的商業化和企業應用上反應極快。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迅速將AI融入工作流，導致白領、創意產業和客服等崗位的員工，直接面臨裁員或轉型壓力，產生社會性恐慌。聯邦政府發布了關於AI的行政令，但在立法和監管方面反應較慢，國家層面全面頒布就業保障政策較慢，就業緩衝機制主要依賴工會談判與勞動力市場自身的調節能力。
中國則不同，政策敏銳度極高，在生成式AI爆發初期，中國就迅速頒布了多項針對演算法、深度偽造和生成式AI的監管法規，極快地在產業轉型和教育規劃中做出部署，試圖跑在技術失業潮的前面。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利用平台經濟和數位化轉型創造「新就業形態」（如：AI資料標注員、提示詞副業、外賣與網約車等彈性就業池）來吸納被分流的勞動力。
總體而言，美國的應對方式是「技術與市場牽引，社會自下而上抗衡」，依賴市場的自我修正、工會博弈以及科技巨頭的自我調整；而中國則是「政策前置，自上而下全域統籌」，將AI就業衝擊視為社會穩定和高品質發展的關鍵問題，通過強大的政策執行力調整產業結構與教育體制。
美中兩國掌舵人不僅性格稟賦相差甚大，而且自我認知也完全不同。Getty Images
兩國領導人的性格，決定兩人不同的治國邏輯
最重要的是，美中兩國掌舵人不僅性格稟賦相差甚大，而且自我認知也完全不同。
習近平的危機意識幾乎貫穿他的政治生涯，坐上總書記大位之前主要是個人地位的危機意識，上台之後不敢稍有鬆懈，還得加上中共執政地位的危機意識，因此他一直強調「底線思維」和「憂患意識」。他的治國邏輯是為求「穩」可以犧牲「快」，任何可能引發社會失序、動搖執政根基的因素都是必須預防的「灰犀牛」或「黑天鵝」。在他看來，如果AI技術的大規模無序應用會切斷大學生的就業通道、引發中產白領的集體焦慮，那麼國家寧可給科技企業戴上行政緊箍咒，也要死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他曾長期在基層工作，對就業與社會穩定的關係了解很深，面對AI對就業的威脅，絕不把希望寄託在勞動力市場的自我調節上。中國智庫和部委之所以能迅速推動「就業影響評估機制」和限制因AI裁員的司法判例，正是因為這高度契合了他「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戰略要求。也就是說，習近平的「危機意識」在條件合適時，可以迅速地轉化為體制的「底線硬刹車」。
這屆美國總統川普與以往的歷屆總統都不相同，有他獨特的「天選自信」，特別是在經歷數次政治風波，尤其是2024年7月13日賓州巴特勒集會暗殺未遂事件之後，這種「本人背負天命來拯救美國」的敘事在其個人認知及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隊伍中達到頂峰，其中最經典的表達就是口頭禪「只有我能做到某事」（Only I can...）或「只有我能搞定」（Only I can fix it），當仁不讓地將自己視為唯一能夠拯救美國或解決全球危機的「天選之人」。9月14日晚間，他在Truth Social（真實社群，又譯真相社交）上針對必須為AI築護欄的反對聲浪，稱「人工智慧唯一需要的控制或『護欄』，就是一位強大且聰明（高智商！）的總統。而美利堅合眾國現在人才濟濟，正擁有這樣的人！」
這種強烈的天選自信，導致他在政策上更傾向於打破束縛、全面鬆綁。他堅信自己能帶領美國在與中國的科技冷戰中大獲全勝。因此，對於AI帶來的失業威脅，他更傾向於通過「把製造業和就業崗位奪回美國」這種宏大的民族主義敘事來解決，而不是去限制高科技大廠的AI技術創新。他的治國邏輯是為了「贏」可以容忍「痛」，在他看來，美國的AI技術必須狂飆突進以保持全球絕對霸權。AI帶來的局部失業陣痛，可以通過全面關稅保護、放鬆國內監管、刺激本土傳統產業復蘇來對沖，而不是讓政府去給科技資本「踩刹車」。
川習峰會上，管控AI將成為共同話題。對AI管控風險的理解如此不同的兩個大國領導人之間會達成什麼協定，這些協定有多大落實可能，都值得後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