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大選結束，我們又進行了一次政黨輪替。投資界的朋友見面免不了要談大選結果對股市和經濟的影響。許多好友都從藍綠的觀點提出精闢見解，但我比較關心尋租行為，因此就把重點放在政黨輪替對尋租行為的影響。
讀者可能對「尋租」這個專有名詞感到陌生，所以我們就先介紹甚麼是尋租，用口語來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運用政商關係來謀取利潤。
何謂「尋租行為」？
我曾經在〈占位置遊戲〉與〈新經濟2.0：再談經濟租〉兩篇文章中向讀者介紹了「經濟租」的概念，並探討「尋租行為」所造成的影響。用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的說法，所謂的經濟租，就是「沒有生產的利潤」，也就是不勞而獲的利益：例如壟斷利益、特許利益等。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利益往往和政府法令與行政公權力有密切關係，而且利益龐大，所以就有所謂的「尋租行為」出現。簡言之，就是經營政商關係，取得一個特殊的獲利地位或資格。
尋租行為未必非法，甚至於大多合法，但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認為它是造成今天所得分配嚴重不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尋租者所獲得的利潤並不是來自實質生產，而是由社會的其他經濟活動所供養。
可想而知，當一個經濟越是處於停滯不前時，企業財團越傾向於透過政商關係或遊說立法取得利益。於是資源的分配環境，就越加偏袒富人，而對中產階級等老百姓造成越來越沉重的負擔。當分配不均嚴重到一定程度之後，必然進一步影響經濟活力，於是又引發更嚴重的尋租活動，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我們有沒有辦法跳脫這個惡性循環呢？
表面上，這是經濟停滯和分配不均問題，實際上，它卻涉及到政治問題，不容易用單純經濟手段去解決。畢竟，任何立意良善的經濟政策，被利益團體動用關係遊說影響之後，都會失去作用，甚至帶來反效果。那麼，尋租行為和政治結構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係？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者瓦古多華（Milada Anna Vachudova）對中東歐（East and Central Europe）六個國家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頗有參考價值的論點。東歐諸國自1989年紛紛從極權的共產制度走向民主，分別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尋租行為。我們知道，當一個國家從極權走向民主時，經濟也逐步自由化，在這個過程當中，相關的法規與資源開放，都是由統治菁英所制定的，因此，他們有很大的機會圖利少數利益團體，而造成整體社會的負擔。瓦古多華發現，政治競爭（political competition）扮演關鍵角色。
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三個國家有強大的自由民主政黨，在1989年之後便上台執政，阻斷了舊菁英勢力的長期把持政權和尋租行動。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二國則相反，反對黨弱小，舊共產菁英在1989之後仍長期執政，從而有嚴重的尋租行為。斯洛伐克則介於以上兩種極端之間，舊共產菁英1989之後執政了一段期間才下台，其尋租活動也介於兩者之間。
「政黨輪替」可有效抑制尋租活動
總之，政治競爭和政黨輪替可以有效抑制尋租活動，而反對黨的存在與競爭才是關鍵。譬如說，一個國家有A和B兩個主要競爭政黨，當A黨執政時，利益團體自然是找A黨建立尋租行為，但這個尋租行為的利益，在B黨的競爭和監督之下，不可能無限制擴大。假設A黨的尋租活動過於猖獗，由於尋租的利益就是全民的負擔，人民勢必苦不堪言，轉而支持B黨，最後造成政黨輪替。
就利益團體的角度看，尋租活動需要花費成本去建立關係和遊說，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環境之下，同樣的成本可以有很大的長期的效益；但是在兩黨或多黨競爭，而且經常政黨輪替的環境下，尋租效益就會偏向短期的小型利益，可是活動成本卻沒有降低，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之下，也許就會打消尋租的念頭了。
但尋租活動的成本效益實際上並不明確，也不易估算，因此，有的利益團體基於主觀的判斷，認為尋租活動就是富裕之路，而不惜花費鉅資和精神去經營，並以此為傲。這樣的團體和企業，在政權輪替時，偶爾會措手不及而爆發毀滅性的災難。翻開歷年股票下市名單，除了經營不善、大股東掏空、市場派炒作之外，有一類就是過度涉入政商關係，暴起暴落，名單就不在此贅述了。
這次政黨輪替之後，是否會出現上述的企業倒閉事件，我們不得而知，但就社會整體而言，這種企業淘汰即使發生也是健康的，讓資源分配回歸正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