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是指全國總生產的成長，而總生產增加的來源可粗分成三類：第一、要素質量，即人力、土地、資本等可拿來從事生產之生產要素數量的增加和品質的改善；第二、生產效率，即組織運用生產要素之能力和效率的提升，包括更好之技術、企業家、法令制度，以及更高之利用率或更低之失業率；第三、國際機會，即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比較利益，將產品或生產要素以更高價格賣給外國，或以更低價格由國外買入。這三類基本成長來源都很重要，但在不同時期各個來源可以擴大的空間並不相同，因此成長策略的重點也不相同。
台灣經濟成長初期 得力於要素質量和國際機會
在台灣經濟成長的初期，要素的質量是最重要的成長因素。先民努力生更多小孩，開墾更多土地，建更多灌溉溝渠和養更多牛，生產就逐漸成長。日本占領台灣之後快速引進新的品種和耕作方法，即是透過生產效率的提升讓生產成長。但那時期更重要的成長來源是國際機會的擴大運用。依技術效率提升而增加的生產能力，若非產品可高價銷到日本和國際市場，就無法實現為生產以及所得快速的成長，反而會形成失業和生產過剩的情況。
戰後一直到1990年代，雖然要素質量和生產效率也仍有重要貢獻，但國際機會還是一直居於最重要的地位。不過近二十年情勢已經不同，很多人卻仍迷失在過去的成長經驗中，過度強調國際機會，而忽略了要素質量和生產效率的正確發展方向，因此使我國經濟成長陷入困難。
由過去的經濟和經濟理論來看，利用國際機會當然是絕對重要的事。在全球化的時代，任何要成功發展的國家都不能不利用國際市場以及國外的技術和資源。日本時代台灣若不能將糖和米賣到價格較高的日本，我們生產的米和糖會太多賣不掉而跌價，然後只好減產，很多人和土地沒有別的產業可做只好失業，我們也就不會有那麼快的經濟成長。戰後若非美國為主的先進國家開放市場，讓我國勞力密集產品大量出口，我們也會有很多人力乃至儲蓄不知要做甚麼用，因此也就不能有工資快速上漲和經濟的快速成長。這種經驗使我們瞭解國際市場的重要性，也認為貿易乃至經濟自由化以使人民更方便利用國際市場是個重要而正確的策略。
但很多人卻未瞭解，自由化和國際市場的利用雖是必要的策略，卻是一個有極限的策略：當我們完全自由化之後，我們就無法藉著更自由化來使經濟更進一步成長。從極少利用國際機會開始，利用愈多的國際機會可使我們有愈多產品賣到更好價格且生產更多產量；但當我們已高度自由化和利用國際機會之後，進一步自由化所能增加的利益就相當有限；到完全自由化之後，也就不再有藉自由化而成長的機會。就像呼吸空氣是健康和生存的必要條件一樣，當我們已呼吸充分的好空氣之後，我們雖仍要維持呼吸好空氣，卻不能藉呼吸更多好空氣而更健康。
在國際經濟高度自由化之後，我們固然要繼續維持高度自由，卻已很難以更自由做為新的成長來源。已有夠多好空氣之後，我們要藉更好的營養、運動和生活習慣來增進健康。已高度自由化和利用國際機會之後，我們要以提高生產要素質量及效率（請參閱2012年8月2日，118期本專欄，〈葉公的龍和開放的夢想〉）來做為成長的來源。可惜近年來政府卻過度迷信國際自由化的效益，而忽視生產要素質量和生產效率的提升。
政府未真正努力提升人力品質
人力是最根本的生產要素，但我國的出生人口已長期下降，可新加入勞動力的人數也開始下降，這當然會使我國的成長潛力相對下降，短期內我們雖無法改變勞動力人數下降的趨勢，但人員品質的提升應大有可為。只可惜政府並未真正努力提升人力品質。
我們重量不重質的大學教育可說把更多年青人引入無法或不願工作的歧途，但政府卻愈毫無改善的努力，只是用延後畢業和補貼僱用等方式，來掩飾部分人力過剩或能力不足的事實，甚而用引進陸生來掩飾部分大學缺乏有用之教育能力的罪過。十二年國教只求以花錢和免試升學討好人民，缺乏因材施教以使青少年潛力更有效發揮的規劃與改革（請參閱2012年5月24日，113期本專欄，〈由王作榮教授對九年國教的批評 看十二年國教〉）。政府未能提高長期生育率，只為了一時提高出生率的數字，甚至不惜鼓吹龍年的迷信以讓龍年出生率暴增，而不管今年新生兒將來可能面臨較大的升學競爭及較差的教育培養。
土地有限又放任炒作 不利成長
經濟學上把各種自然資源都歸為土地這項生產要素，不過由於我國其他自然資源不多，主要的自然資源就是真正的土地，而我國人口密集度在全球名列前茅，每人平均可耕地面積也幾乎是最少，我國的土地制度與政策更造成大量投機炒作和浪費，因此土地乃是我國成長的限制因素而非成長來源。
同樣能力的一個採蘋果工人，在土地廣大的國家可有大片便宜且不必施用大量農藥肥料的果園可採，那一大片果園所生長的蘋果價值大部分都可以成為他的工資。但在台灣他可能只有一小塊高山果園可採，其中地租、農藥、肥料以及運輸成本都很高，因此可留下來的工資就比外國少很多。所以台灣人民生在這每人土地較小的國家已相對不利。
而政府領導和放任土地炒作的結果，不動產價格愈高，在任何產業可以留下來當工資的錢也愈少。台灣過去人民的努力及國際機會所帶來的生產，有極大部分因而進入地主和投機炒作者的荷包。那些因土地獲利的人若未把大部分收入重新投入國內生產用途，我們就像被外國課走一大筆稅金，一般人民的所得和國際競爭力也將因而偏低。所以我們雖然無法增加土地面積，但仍有不少藉更好之土地政策來提升競爭力和真正所得的空間。
資本成長速度低 經濟成長自然慢
資本是最可能累積的生產要素，我國以往也藉資本累積做為成長的重要來源。然而近年來人民雖還大量儲蓄，國內投資卻節節下降，2012年預計全國的淨投資金額將不到2007年的六成。這使我國資本成長的速度比以前緩慢很多，資本和人力的成長都變慢，土地不能成長，經濟成長率當然變慢，甚至可能衰退。我從約兩年前就一再提醒政府國內投資減少的事實，但政府毫不關心，仍繼續高唱其無效的海外招商。政府不僅無法提出有效改善國內投資的對策，反而用一些錯誤或個案的說法來誤導人民，不讓人民瞭解投資大幅減少的事實。
政府和部分學者以可以提高國內投資並減少對中國投資作為鼓吹ECFA的理由，儘管當時我已指出其道理和研究方法都錯，政府卻仍一意孤行。如今事實恰和我當時的分析一樣，國內和外人來台投資不增，對中國投資反而增加，但政府和一些人士仍然昧於事實地宣傳ECFA的利益，並繼續鼓吹產業和資金外流的好處。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雖然政府極力鼓吹自由開放，但藉更進一步自由化以利用國際機會帶動經濟成長的空間已經很少或甚至沒有。生產要素質量雖仍有些提高的空間，但政府卻未採取正確的對策，甚至放任土地炒作而鼓勵產業和資金外流。因此，「提高生產效率」或許是人民最有機會的努力方向。
陳博志
作者為前經建會主委、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暨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為台灣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