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台灣媒體界最轟動的大事，當屬「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該遊行肇因於「旺旺中時併購中嘉案」（旺中案）以及後續所引發的「走路工」事件。
旺中集團一系列被認為違反新聞倫理的事件，除引發外界強烈抗議外，也導致《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何榮幸辭職，總主筆倪炎元、副總主筆莊佩璋申請退休，記者游婉琪請辭等旗下媒體人掛冠求去的風暴。
其中曾在臉書上撰文「我見我思：北風與太陽」、「春天回來──我們在中時體制內的改革努力」的《中時》副總編輯何榮幸，尤其受到廣泛關注。
8月31日，就在「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前一晚，何榮幸受邀到「反媒體巨獸青年行動營」，對台下四十幾位學生講述他遊行前夕的心情。
何榮幸談起1994年的9月1日，他曾參與台灣媒體改革史上第一次由記者發起的大遊行。那次是為了抗議《自立晚報》經營權易主，以及爭取台灣第一份《編輯室公約》。而18年後的同一天，他又要參與另一次由記者發起的遊行。這是他辭退《中時》副總編後，第一次對外發表公開演講，感動了不少關注台灣言論自由的年輕學子。
以下即為演講的主要內容：
我今天來其實心情最複雜的是，18年前我們就辦了一場遊行，沒想到18年後還得來辦一場這樣的遊行。18年前我們辦「901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那天是颱風天。
我還是講一下18年來這兩場遊行的時空背景比較，看看我們新聞界怎麼走過這18年，還是有它的意義。
18年前為何會引發那麼大爭議？
18年前那場遊行是因為自立報系（前後包括《自立晚報》、《自立早報》、《自立週報》、澳洲《自立快報》等）要從台南幫的手上賣給三重幫的台北市議員陳政忠，也就是從一個財團賣給另一個財團。
從現在來看，我們會覺得不過就是財團賣財團，那為甚麼18年前台灣社會的氣氛會那麼激動？原因是原本經營自立報系的台南幫吳三連，他一輩子無黨無派，沒加入任何政黨，雖然他隸屬的台南幫一直到現在，但是大眾對他不會有太負面的印象，在他的經營之下，早年的自立報系滿能夠堅持獨立自主的編採風格，而且在很多關鍵的時候，當年的自立報系都發出至少相對持平的聲音，很多社運的新聞只有當年的自立願意報導，中時、聯合主流都不報，所以在那樣的氛圍裡大家很珍惜自立報系。
結果有一天突然說要賣給另外一個財團，你知道原本那個財團比較不會踩到台灣社會的紅線，新入主的財團可能三不五時就會踩到新聞自主的紅線。自立報系自主的編採傳統很可能毀於一旦，所以大家就受不了，於是上街頭。
當時醞釀很久，我和幾位朋友組了讀書小組，不斷地關心台灣媒體的發展、台灣媒體工會的問題，後來碰到自立事件之後，就共同發起搶救自立，刊登廣告、新聞界連署，跟一些學者和自立報系的員工裡應外合、團結合作，最後催生了那場901為新聞自主而走的遊行。
颱風天遊行催生記者協會
那天是颱風天，天氣很糟，加上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場記者自己辦的遊行，所以人數不多，記者本身兩、三百人，和來插花的政治人物和各界人士，加起來大概三、四百人。
因為是颱風天，我們到遊行的前一個晚上都還在掙扎隔天要不要照常辦遊行，如果隔天商店招牌砸下來，新聞焦點就不會是遊行，而是哪個記者被K傷了，變成社會版頭條。
到了晚上11點，最後決定照常辦遊行，但我們更改遊行路線，原本遊行路線比較長，後來改得好短，我都覺得那個還叫遊行嗎？後來改成從中正紀念堂門口（現在的自由廣場），走出來沿愛國東西路走到濟南路自立報系的門口，再繞到立法院前面，好小一圈，跟明天要走的路線比較起來，大概十分之一吧！可是不能怪我們，這是因為颱風害的。
最後遊行到達立法院之後，我們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台灣第一個由下而上的自主性的新聞專業團體，也就是後來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遊行目標未達成很多年輕的心靈卻受感動
那場遊行希望阻止三重幫買下自立報系，遊行是徹底的失敗的，無法阻擋經營權轉移，讓自立報系走入歷史，是台灣新聞界很大的損失。可是那場遊行同時催生了很多年輕的心靈，在不同的專業組織、在不同的媒改團體裡一路走過來，像是學生團體「傳播學生鬥陣」，或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1995年成立，到現在也走過了17年。
這些組織、媒改團體，以及後來我們都參加的，不管是早期的「無線電視台民主化聯盟」，或是後來的「媒體改造學社」，總之18年前那場遊行感染了很多年輕的心靈。
我一直覺得，我在年輕的時候，不知天高地厚在颱風天要辦遊行，只為了要阻擋其他的媒體不要賣給另外一個形象不好的財團，我一直都覺得這是我在當年輕記者時最棒的一件事情！
18年後我再回顧當年記者生涯菜鳥階段的這段歷程，還真不記得當時報導過甚麼新聞、寫過甚麼特稿。當然有一些比較大的新聞會記得，但是不會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太多重要的軌跡。
現在回想起來就是參加那場遊行，就是因為在那場遊行裡受到那種感染跟洗禮，這不是一天的事情。那場遊行結束之後，這樣的感染和洗禮，讓你結識一群很重要的朋友，讓你覺得在這條路上走的方向有一個更清晰的，雖然還是模糊的、但相對清晰的，告訴你甚麼事情該做、甚麼事情不該做的小小勇氣，我覺得都是因為在年輕時做過這樣的事情。
結識革命夥伴 在職業生涯裡相濡以沫
我覺得還有一層很重要的意義，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會在明天這場遊行裡認識很多新朋友，對我來講那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相濡以沫的部分。
我這幾年不斷跟我在台大新聞所授課的學生強調，有志於新聞工作的人，永遠都要知道，一個人的力量是很單薄的，要靠你一個人的道德良心、靠你一個人的專業良知，想要在這條路走很遠，太辛苦，不容易！
那怎麼辦呢？大概沒有其他好的方式吧，我們雖然喜歡掛在嘴巴講「莫忘初衷」，但那種道德的召喚，沒辦法幫你走太遠的路。因為這個環境很惡劣，這環境拉你向下沉淪的力量很強大。
那怎麼辦？我一直到現在都覺得，在當年901大遊行認識的那一群好朋友，非常非常重要！他會在你生命中不同的時候，形成有形或無形的監督力量。
用具體的話來講，各位要參加明天的九一大遊行，不管你的舊朋友、新朋友有一天彼此進了新聞界，再過下一個18年，你們在不同媒體遇到的狀況，要做抉擇的時候，我覺得你會跟我有一樣的感受。即使沒有常聯絡，你也會想到，當年跟我走遊行的這些好朋友們，我做這個決定，他們能不能接受？
我現在在媒體裡碰到這件事情（走路工事件），如果我不說話，我會不會覺得對不起當年一起走遊行的這些夥伴？他們沒有真的跟你開口，也沒有真的跟你說甚麼，可是在我記者的生涯裡，有一群這樣相濡以沫的朋友，比甚麼都重要！
他比較可以幫你跳脫訴諸個人的道德良心，當社會在對記者喊話說：因為你是第四權，所以你必須有比較高的道德良心，你必須有勇氣跟老闆說不，你必須有勇氣在你媒體犯規踩紅線時，說：抱歉，你踩紅線了，我要出來糾正你。
可是我們每個人在當上記者前，跟其他記者有甚麼差別？怎麼會有一天你多了一個記者的頭銜，你就比別人多了一個道德的標準？或是說比別人多了一些勇氣？哪有這種事情，這是社會賦予你的期待。但是基於人性，一個本來不勇敢的人，會因為當上記者突然勇敢起來嗎？不會有這種事情！
那如何讓自己試圖堅強一點、勇敢一點？不管你們以後是不是要當記者，你們進入任何一個行業，在我看來都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這種相濡以沫的關係，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它可能是一場遊行，可能是一場運動，可能是一個我們最早期在做的讀書會，可能是大家共同策劃一本書。
這樣共同建立起來革命情感，會讓你今後在這個領域發展的時候，不管你是不是跟他常聯絡，甚至於你不用直接問他的意見，你隱約都會感覺到背後有一堆眼睛在看你，那些眼睛就是你曾經共同一起走過的夥伴，那些夥伴代表的是無形監督的力量。
尤其是你今後在傳播界發展的話，像是遇到不管是「黃國昌事件」，或是「淫少事件」，或是其他媒體大大小小碰到的事件，當你想：我該不該忍受下去，我該不該採取行動的時候，你會覺得有一些朋友彼此在相濡以沫、相互監督。
若你完全墮落了，或對有些事情你完全不作為，你自己都會覺得，當年一起走遊行的這些朋友會怎麼看我？我可以對不起其他的人，跟其他人說：請你們體諒我、我很辛苦、有經濟壓力等。可是只有對這些有革命情感的朋友們，是不必去講那些虛假的話，要回歸自己真正的內心，你今天做了這個決定，你這些好朋友會怎麼看你，或許會覺得：你沒甚麼變嘛！就是當年那個傻傻的人，或者是：只過了18年你變了這麼多。
另一方面，何嘗不像我說的：你要一個人堅持下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有這樣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可能在其他媒體，他可能在傳播界，甚至於後來轉行，但是有一群這樣的朋友，彼此打氣、互相監督，彼此就可以在人生中走比較長遠的路。
我在來的路上不斷在想，18年前的遊行和這次對我有甚麼意義？對我這個18年歷經兩場遊行、感觸非常深刻的人來講，我覺得最大的意義，就是有一群朋友共同走過那條路、做了某件事，那麼這些朋友就扮演著互相監督、互相影響、互相鼓勵的角色。不用常聯絡，但他會幫助你在人生中走比較長遠的路，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