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煜的美国随笔

硅谷创业家的思考实验

美国加州是全球高科技事业云集的重镇。Fotolia
第199期
陈家煜
陈家煜教授属于保守主义右派经济学家,目前任教于美国COE College的工商管理学院,专长教授财金、创业、经济。长期在脸书上经营「普通人的自由主义」专页,发表文章涵盖:国际经济、经济思想(哲学)、保守主义观点、美国政经社会观察、创业生态环境、创业教育等,也常对台湾公共政策、社会现象提出观察与建议。
硅谷青年导师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人称PG,创立知名创业加速器Y Combinator没几年后,洗手收山回家教养小孩,只剩下股东和顾问的身分。因为PG的地位,他最近在推特上的发言,引来一阵骚动,有点让他感受到网络乡民的无理与无情。但这天早晚该来,硅谷左派大内斗,不过是美国故事的一个篇章,在立国之初就写好了大纲,现在只是照剧本演出而已。
 
声讨硅谷青年导师?
 
事情要先从新科国会议员欧凯秀-柯提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说起,这个二十来岁的拉丁裔女性议员,人称AOC,在民主党初选打败「皇后区的国王」后,就一路受到瞩目。她一连串的社会主义主张,把民主党的左派拉得更左,更偏离中道。她的一个重要的政见平台,就是声讨富人,主张政府该抽重税整治富人,再拿这税做好事。她提出年收入超过一千万美金的部分,该课70%的富人税。有鉴有此,PG感慨,这社会因为反对川普的「文化战争」,而搞出了「阶级战争」,非常不智。AOC接着主张「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要学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的新政手法,用大政府政策来对付全球暖化。PG再度感慨,在推特上,写了这条:
 
「试试这个思考实验:如果突然有新科技让气候变迁变得好处理,AOC会停止加税的主张吗?我猜不会。我认为想征税的渴望,先于花这些钱的选择。」
 
推特一出,不得了了。硅谷的左派科技新贵,倾巢而出,彷佛PG失心疯倒向恶魔的一方,居然挑战左派新共主、人类新希望?惩罚获取不义之财的富人,何错之有?原先崇拜PG的,突然大表失望,「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出乎PG的意料。但PG讲的没错,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如此,其目的在让政府掌控所有资源,主导分配资源,而达致社会目标。社会目标为何?以后再议。但拿走富人的财产,那是必要的。所以不管有没有绿色新政,社会主义一定要课重税。
 
但这主张固然为正宗左派所拥护,却不一定和硅谷精神兼容,硅谷虽为左派的温床,但和社会主义同床异梦,迟早内战。
 
一个简单的看法是,当硅谷的左派高谈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候,他们总觉得劫富济贫,劫的是比尔.盖兹(Bill Gates)、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那种巨富,这些天生运势惊人而发大财的家伙,被课重税是刚好,没甚么好同情,所以他们可以尽情支持左派政策,没有后顾之忧。但当刀子快要砍到自己时,自利的心,就让他们无法支持社会主义。从这角度看,AOC的富人税,的确可能砍到PG,终于让他感到肉痛,而不得不反省社会主义的问题。但身为硅谷青年导师,就算PG是从自利的角度,其思考角度恐怕也不是只担心荷包失血。
 
▲美国的立国精神在于民主与自由。Fotolia
 
 
「利己」与「利他」
 
美国人的自利是有历史的。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十九世纪的美国,他认为美国革命带来的民主,把旧有的社会关系,如教派、宗族、上下阶层等一一打破,剩下唯一维系美国社会的力量,只有「利益」。民主之后带来的平等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公平的立足点,都可以凭着一己之力,发财致富,改善人生,提升自我。因为有这样的自由,所以人人都忙着为着自己利益打算,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也放弃传统的信赖关系,而改依靠利益关系维护。
 
这样的以利为出发点,让美国人变得粗俗,失去旧欧洲社会的文明气息。但也因为这样的利字摆中间,社会发展出新的道德观。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逐步地教育自己,养成「利他」的美德,因为帮助他人,到最后还是会有利于自己。山水有相逢,在人与人不间断的利益交换中,帮助他人所得到的善意,一定有回报自己的一天。这种「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在经年累月下,变成了美国人的习惯,而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外人一方面看到美国人自私自利,但又同时看到美国人慷慨救济他人不遗余力,以为美国人虚伪不协调。但其实这不是矛盾,而是自由、民主的美国所造就的特殊文化。
 
硅谷创业家 vs. 社会主义政客
 
相对于这样的自利精神,就是传统欧陆社会的「菁英绅士文化」,虽然在美国势力不如在欧陆,但一样永远存在社会里。这些菁英,认为他们才知道国家社会运行的方向,他们才有能力和资格主导事务的进行和资源的分配,他们才能大公无私,总以众生苦难为己志,所以他们讲道德,讲崇高理想,虽然他们不一定永远言行一致。在21世纪的现在,这派菁英多寄居于民主党,现在则公然地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
 
虽然他们都是主张「济弱扶倾」,但硅谷创业家和社会主义政客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硅谷成功的创业家,不管运气成分多大,多半相信「个人努力」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一定买单政府没收个人自由的主张。如果这没收个人自由和财产的主张,切身地影响到自己和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硅谷的创业家,就一定要和社会主义划清界线。先不论富人税的问题,硅谷所仰赖的激励诱因回馈系统,如股票、选择权、创投、天使投资人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通通没有存在的空间,要怎么叫硅谷的有识之士,对社会主义敞开胸怀呢?这是我说硅谷迟早内战的原因,也会是民主党要面临的挑战。
 
但PG的推文,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多半对未来悲观。社会主义的世界如果没有一个悲观的未来,人们为甚么要自愿交出权力和资源,给政府用集体力量对抗逆势?但硅谷成功的创业家,他们却是天性乐观的,没有一个啥事都办得成的自信,他们如何克服创业的种种困难和挫败?这也是PG的思考实验的重点,给这些创业家资源和机会,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看待人类面临的挑战,因为人类创造的科技,可以突破资源的限制,而不用受制于社会主义分配资源「你有我无」的零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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