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马看香港

马鞍山海滨长廊。
林保华提供
第142期
林保华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自从1997年离开香港以后,虽然多次回去,都是走马看花,尤其是住在铜锣湾、湾仔一代的酒店,对香港的全貌就难以认识清楚,没有过着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也就难以了解他们的感受,尤其是中港关系为何如此紧张?去年年底回香港,住在家人的马鞍山家里,时间长达三个星期,观察与体会「素人」在九七「回归」后的生活。

居住环境大不同

马鞍山在新界,不在广九铁路沿线,相比沙田,是比较晚开发的地区。在香港住了21年,马鞍山只去过两、三次,一次是拜访住在那里耀安邨公屋的朋友;一次是九七离开香港前夕,拜访住在雅典居的中国访问学者吴国光。

雅典居当时落成不久,是指标性的新屋苑。现在整个马鞍山,不知道有几十个或上百个雅典居式的屋苑了。因为市区房价飙涨,中产阶级移往郊区才能享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在沙田已经「爆满」后,就轮到隔邻的马鞍山的发展了。因此现在的马鞍山,已经不是当年穷人居住的地区,而是搬进了大批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屋苑里头有比较豪华的服务性公共设施,区内的「新港城中心」、「马鞍山广场」等等的商场也应运而设,大概除了黄黑场所,各种商店与服务应有尽有,方便周围的住户;从价格来说,主要面向中产。

这些屋苑在吐露港的东岸(中文大学在西岸),海边建有马鞍山海滨长廊,供居民健身,可以散步、跑步,还有自行车道。长廊长达3.2公里,沿路除了有提供休憩的座椅,还有厕所,甚至有急救电话。在那里活动,于青山绿水之外,还有很干净的环境,也感受到市政部门的贴心服务。这是沿袭过去英国人留下来的人文传统。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被洗刷,将来的市政建设会如何,不能不令人忧心。

但是比较差强人意的却是空气。照理那里的空气非常清新,但是我到香港时,连下好几天的雨,雨停的第一天出现了蓝天白云,其后两个多星期再没有下雨,虽然有太阳,却是轻重程度的阴霾挡住了青天。因为阴霾来自中国,为免北大人不悦,据说气象报告的用字遣词还得非常小心。

2013年12月26日晚上尖沙咀的1908书屋所举办的「毛泽东是人是魔?」讨论会,由左至右为:蔡崇国(工运人士)、林保华、滕彪(维权律师)。

陆客对香港交通的冲击

家人都在上班,因此我首先必须熟悉周围交通,才能自己进出,因为那些屋苑的外观没有自己的特色,千篇一律,进到其中,如坠五里雾中。因此第二天早上,随家人上班,走到九七前还没有的马鞍山铁路(马铁)。虽然上班时间,因为是起点的第二站,所以还有位子坐。家人说,香港的铁路,只有这个马铁还没有被大陆客「污染」。我后来慢慢体会「污染」的意思,也就是还没有大陆游客来搭,所以上班还有位子坐,环境宁静,也没有行李箱与你冲撞争位。

要到港九市区,就要搭马铁到沙田的大围转广九铁路,那天早上就尝到挤迫的滋味,很难在第一部列车来的时候可以进车厢。所以最近一位官员轻松地说「可以多等一班或几班车」,这说法引起了公愤,因为对香港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啊。

广九铁路就是广州到九龙(红磡)的铁路,以前到深圳、广州就搭乘这个火车,车子很空,有位子坐。如今虽然还有这个功能,但是主要已经不是发挥对外交通的功能,而是内部运输的需要,因此在若干年前已改名为「东铁」,而由红磡通往天水围、屯门的铁路,则是「西铁」。东铁应付香港乘客压力已经很大,再加上从罗湖进关的大陆游客以及他们的行李,自然引发怨声载道。

除了上下班时间,我尝试在中午时分搭车看看又是如何?那天从大围上车到上水(罗湖边界海关的前一站),结果发现,现在的东铁,不但到罗湖,还有分支到另一个中港边界的落马洲海关。也怪不得乘客更多了。那天我上车就没有座位坐,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要让座,我拒绝,还以为是中大(东铁的大站)的学生,但是他坐到罗湖去了。而车里的乘客中,果然也有拉行李箱的大陆游客。

上水因为最靠近边境,所以许多水客在那里进出。我一出车厢,闯进来的竟是拖着行李箱的「阿差」(香港人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裔人士的称呼),原来「老外」也加入到水客的行列了。

由于赶着赴市区另外一位朋友的约会,而且这次来上水事先没有做功课,在那里找地方吃午饭都要问警察,才找到车站楼上的快餐店,所以来不及对上水做一番考察。

九七离开香港后,香港地铁多了几条线,包括尖东线、将军澳线等等,这次都一一去搭了。有一次到将军澳探望朋友先搭马铁到大围,转东铁到九龙塘,再转地铁观塘线,又转将军澳线,到了宝琳,出站转专线小巴。后来才知道,如果坐大巴,就不用那样绕圈子了。总之,这次回香港,发现本人引以为傲的「老香港」功力已经大为逊色,拿了地图看来看去,犹如游客,状若没有行李的「蝗虫」。(九七前则称为「大陆佬」或「表叔」。)

12月26日晚在尖沙咀的1908书屋参与「毛泽东是人是魔」的讨论,结束后与家人到附近的糖朝吃点心,旁边一桌,赫然又见到手拉行李箱。怪不得后来有年轻人在旺角扮演手拉行李箱的集会,它已经成为自由行的标志。

年轻人难成家立业

因为常常在外面跑,所以多在快餐店用餐,价格比九七前我离开时大约涨了一倍。我到老朋友开的、在铜锣湾崇光后面的三楼书店,他抱怨租金一直涨,他那个小小的不到10坪的书店(我进厕所因为体态「丰满」了点,差一点挤不进去)每月也要2、3万租金,楼下的铺位据说要70万(约25万台币)。他说,崇光如果不是靠大陆客,怎么能维持下去?他的书店也靠大陆客捧场,卖的几乎都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他的收款机前面摆了一迭李劼新出的《中国文化冷风景》,向大陆顾客大事推荐,最后那位顾客买下来了。老板说,大陆知识分子现在很注重这方面的书籍。在讨论毛泽东的座谈会上,一位听众对李劼的书比我还熟悉,令我汗颜。

这种阁楼书店,书籍价格打七、八折是通例,利润已经很少,要付二、三万的租金,可能每个月要卖出上千本书才能拿回房租与水电费成本,还不算「劳动力」。他与家人辛苦经营,没有一天休息,早上11点开铺,晚上11点才打烊。不过一谈起《百年风雨》那本书,他还是眉飞色舞,不止是个「商人」而已。

香港报摊也是我喜欢浏览的景点。这次发现政论杂志大增,约有二十几种之多。但是我还是相信传统的几家,因为有些新出的杂志商业导向太明显了。那个时段政论杂志的焦点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拘,这是2013年12月1日的事情,但是诸如「周永康被捕经过」的书籍也已经在报摊出售了。这些出版物的对象都是自由行的大陆游客。总之,给我的感觉,这类杂志的出版犹如报纸的出版,书籍的出版就如杂志。面对金钱的香港特有效率。

物价飞涨,尤其推高了房价房租。九七离开时,房价已经是天价,后来因为亚洲金融风暴与「非典」(SARS),房价跌了六成,如今中资炒楼,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九七最高峰时候了。当年我几乎打两份工,还要炒股,才在来到香港10年后付了首期,买下20坪的房子。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日子,如今工作难找,股票更是这个危机那个危机。真不知道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要如何安家立业?

2014年元旦游行的大专学生队伍。

在这个情况下,大陆客来香港抢购各项物品刺激通膨自然引发民怨,一些大陆新移民一来还要领「综合援助」,增加香港纳税人的负担,怎么不令那些年轻人反感?而这些年轻人在政坛缺乏他们的代言人。立法院里面的建制派政客只会拍北京与特区政府的马屁,哪里会了解他们的心声?即使是泛民政治人物,也已经是「老一辈」,与年轻人有代沟。在这个情况下,年轻人只能靠网络发声,靠街头展示他们的实力,不激进,行吗?

经济收益难评估

精神价值损失大

回到台湾后,中港矛盾继续升温,抛开政治议题不说,例如在广东道有「驱蝗」游行,在旺角车站有拉行李箱表达对自由行不满的游行。这些在香港内部引起很大争议,北京、特区高官、建制派政治人物齐声谴责,甚至拉高到「歧视」的层次,泛民内部就这类事件所出现的「左胶」(强调福利与大中华情结)与「右胶」(强调本土与反共)之争也一直没有结束。其中就包括如何估计自由行的利弊。如果单从经济层面来说,无限制的自由行带来的经济收益,与自由行炒高房价、物价而带动成本上升,到底利多还是弊多?似乎难以算出来。这还没有算上香港在精神价值方面的损失。

圣诞节夜晚全家到尖东的星光大道。九七前常去尖东,尤其带中国朋友到丽晶酒店的咖啡座,隔海欣赏港岛「步步高」的灿烂夜景,然后到半岛酒店的茶座品味欧陆风情,这是我还负担得起的最低消费,以「统战」中国朋友认识香港在英国人统治下的繁荣。但是观看九七后建造的星光大道,记录香港演艺界的成就,这是第一次。

在那里,见到新世界中心已经拆下重建,丽晶已经易手改成洲际酒店,只有半岛还是灯光灿烂。但是前几年有一次去享用半岛的下午茶座,要排队长时间等候不说,茶客也已「旧貌换新颜」,缺乏了当年的情调,尤其嘈杂的人声,已经使我倒胃口而失去吸引力。希望那次是例外的现象,半岛可以恢复当年特色。

这次在香港,观察了元旦游行,也与不论左右的一些泛民老朋友接触,但在游行队伍中,许多已经是非常生疏的面孔。这些中年人,在我离开时,还是青少年呢。而一些本土团体,对我来说,更不熟悉,不过我拿了《龙狮报》、《热血时报》等,试图熟悉他们。我认同「香港优先」,但是不赞成与中国完全切割,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事。而在宣传自己的主张时,多多注意策略,例如最近在旺角举行的「爱祖国,用国货」的活动,以反讽的形式,很有创意,也封住假爱国的嘴巴。尤其要认识到,所谓的「蝗虫」,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产物,是中国利己文化的结晶,这些人本身就是可怜的愚民,更重要应抓住后面的元凶。

这次接触的年轻人(其实已经是中年人了)有好几个「侨二代」。(我是1950年代从东南亚回到中国的第一代侨生,1970年代后这批人大量回流香港,现在他们的第二代已经成长。)他们因为上一辈在中国的遭遇而对共产党有比较深刻认识,跳脱了民族主义的罗网;他们与我们这一代深受共产党流毒,以及被共产党整怕,甚至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或者为利益而不惜与共产党勾结或妥协又有不同,有勇气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捍卫好不容易享受到的香港核心价值。

元旦游行的激进本土派。

我认识他们中的其中一位,是在报章上写的政治评论,我的部落格刚刚做好,就被「五毛」(中共网军)骚扰,他帮我驱逐那个人。后来我们联络上,也见了面。不久前我开了脸书,也认识了香港的几位「脸友」,有的在香港见了面。这几个「侨二代」毫不隐讳的站在香港本土派立场。他们甚至比一些几代的香港本土人士还热爱香港,这是因为有港中对比的切身感受。这些感受有些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他们对共产党的警觉,还表现在他们的自我保护上。例如银行户口开在花旗银行,因为担心中共会透过银行来整肃他们,花旗银行是美国银行,比较有能力抗拒;有人的汇丰银行户口是开在伦敦总部,避免个人资料落到中共手里。

回台湾后,与在澳洲的印度尼西亚老学长通信,他的子侄辈已经是「侨一代」,在香港表现亲共令他不满,但是他说,年轻的第二代(比我认识的第二代还年轻)确实常常参加泛民的游行,为此家里经常吵架。

可见「侨二代」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并非个别。与他们见面以后,让我心里很安慰,这个薪火相传,是香港未来的希望,但愿他们的努力,也能促进中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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