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莫言，一位中共「體制內」的作家，引起外界一片爭議。
爭議的點是什麼呢？主要就是這位作家與中共官方關係密切，廣受質疑是「紅色作家」。
先來看看莫言本人怎麼回應這個問題的。對於最具爭議的抄寫毛澤東「延安講話」一事，他這麼反駁，「難道抄寫了一個《延安講話》就是不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嗎？…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的。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也就是說我的作品是跟當時社會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樣的。」
事實上，莫言本人十分不樂見對外界將他定義為「官方作家」，而他的辯詞，翻譯成台灣的語言，就是其作品跟所謂的中共「主旋律」（中共主流思想）不一樣，他的書有自己的靈魂。
從莫言的代表性作品《紅高粱》、《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來看，他的文章中確實有一股無奈、憤怒、批判、反抗的精神。但問題是，這個反抗是在官方許可的範圍中反抗、在安全的範圍裡批判；這種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是由領導臉色決定的自由、是在黨給的空間中勉力求生存，事實上還是承認黨有權力主宰自己的靈魂…遑論這些所謂的自由空間隨時可能被收回。
所以，一旦黨舉起手中的鐮刀，「莫言們」就只能垂首斂眉，關上嘴巴不說話了。
看看實例──2009年，中國自由作家戴晴和貝嶺出席法蘭克福書展研討會，莫言等代表退場抗議；莫言並在書展中發表演說，巧妙地為中國政府的專制統治辯護。2010年，在接受《時代》周刊採訪時，莫言又為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辯護，他說，審查制度下，作家學會了怎樣寫得更含蓄、更委婉，對他來說，這才符合美學原則…如此意見，激怒了一眾讀者與網友。
儘管現實如此，小編對於「莫言們」的處境還是比較同情。畢竟，在專制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完整的自由是一種奢求，在台灣這種社會氛圍下談反抗與在中國大陸談反抗，分量是不同的。
但是話說回來，在體制內的莫言，如今又得到諾貝爾獎，得到極大的影響力，如果他仍保有基本的道義與良知價值觀，還是應該要勇敢一些，再往前走一步，擺脫中共加諸其上的精神桎梏，說出中國人的真實心聲。
莫怪莫言最近發表了「壓力大宣言」。被問到「你幸福嗎？」的問題時，他說：「幸福就是什麼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體健康，精神沒有什麼壓力才幸福。我現在壓力很大，憂慮忡忡，能幸福嗎？…」
是什麼壓力，莫言不願明說。是的，一直以來在鐮刀下求生存，現在又得了大獎，萬眾矚目，刀鋒可更近了…要保住項上人頭，你說這壓力能不大嗎？
建議莫言，要從根本上變得幸福，你就應該「講出來」──用你的筆揭露出中國人的傷、中國人的痛、中國人的渴望、中國人的真實情感，用人性去戰勝黨性，作你自己精神上真正的主宰。
到時，這諾貝爾文學獎就是真正的實至名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