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華外交上一向奉行「重貿易、輕人權」路線的法國，這兩個月來不得不開始痛苦反思這條外交路線給本國帶來的巨大屈辱，重新舉起「人權之國」的火炬。德國國會也因沸沸揚揚了好幾個月的德國之聲張丹紅事件，不得不開始面對「紅色滲透」帶來的損害。瑞典也剛宣布正在調查某些諾貝爾獎評審員涉嫌接受中國賄賂的事情。當此時，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先生也應該開始思考以下這一問題：自他執政以來，台灣究竟損失了甚麼？台灣政府在世人、尤其是中國公眾心目中的政治形象蒙上了多厚的塵垢？
馬英九的希望：政治上的馴服換來經濟利益
中國與台灣近半個世紀的複雜錯綜充滿變數的關係，不管台灣人願意與否，全因為離中國太近，離美國太遠。套用一句人們形容墨西哥與美國關係的話：墨西哥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但實際上，墨西哥通過與美國的關係確實得到許多助力，這與台灣還很不一樣。
民進黨執政時期，採取了一系列「去中國化」的作為，擺出一副「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姿態，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不想去真正瞭解。這樣做的結果是讓民進黨執政的台灣政府的中國政策陷入盲目狀態，處處被動。也正因如此，馬英九及國民黨上台執政幾乎受到了中國政府及民眾一致的歡呼。但馬英九執政後，對北京政府委屈求全一味叩頭的所作所為，卻讓大陸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非常不滿而且困惑：我們還指望台灣的民主政治給中國樹立一個榜樣，你們卻還向專制者低頭彎腰！為甚麼？
對馬英九表示失望的不止大陸人，我遇到好些台灣知識分子，無論是藍綠兩陣營，都對馬英九政府向中國政府彎腰叩頭的做法表示不滿，藍營的還多了幾分焦慮，他們問我：馬英九有必要這樣做嗎？
馬英九作為台灣執政者，希望與北京政府保持友好，獲得拚經濟的助力。但天不從人願，國民黨上台執政之時，正是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開始。這並非台灣人掛在口邊的所謂「唱衰中國」，而是中國的現況。瞭解這些，也許有助於馬英九先生重新考慮自己的政治姿態。
中國經濟成長陷入三個不可持續的困境
由於中國經濟模式本身的問題，中國的經濟成長早已陷入三個不可持續的困境：
第一、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以透支生態環境為代價，其資源供給註定不可持續。自2004年中國越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以來，對中國來說，是能源對外依存度大幅度增高。中國的環境狀態更是危機畢顯，水污染與空氣污染已經成為中國人健康的兩大殺手。從2006年以來，平均每兩天就發生一次水污染事件。
第二是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倚賴程度過高。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高，2000年還只有44.5%，2004年就已經升至69.9%。此後一直維持在這一水準，遠遠高出西方國家14～20的平均水準。儘管中國出口的大部分屬初級工業品和日常生活消費品，這兩類產品基本不受世界經濟波動導致投資驟降帶來的需求大幅萎縮的影響――因為經濟蕭條時，多數人會削減享受性開支，但不會消減基本的日常消費。但從2007年3月以來，中國製造卻因品質與安全性隱患而受到各國質疑，導致出口下降，今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更是給「中國製造」致命一擊。
上述因素導致出口增速放緩。而中國目前頭痛的是國內需求尚不足以取代美國市場需求對中國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中國13億人去年的消費額約為1.2萬億美元，而美國3億人的消費額就達到了9.7萬億美元。
第三是幾大張力的不可持續。其一是投資張力，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三架馬車之一是投資，其中效益最高的是境外投資，但外資現在已經不再將中國視為投資福地；而政府投資的結果是「政績工程」頻生，重複建設，浪費極端嚴重，「十條大政」無非是重走當年舊路。其二是內需張力過小，占人口80%左右的底層群體收入低下，購買力嚴重不足。接近3億的失業人口幾乎沒有甚麼購買力；而中產階級因房地產與股市導致其資產嚴重縮水，失業的隱憂也使他們看緊自己的錢袋。所以那「內需」是無論怎樣努力也難以拉動多少。
12月份剛剛開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除了重彈多少年來的老調（這老調在2008年10月份被包裝成挽救經濟的十條大政），毫無新招，這表明中國政府對經濟衰退已經回天無力。
中國投資商機正在嚴重流失
上述三點，其實標識中國投資環境的巨大變化，投資者的商機也正在隨著這一變化而迅速流失。上述三個不可持續的困境，其中兩點都與台資直接相關。
無庸諱言，台資與港資以往主要依靠廉價勞工以及企業對環境污染接近零成本的付出，才有了上世紀90年代至2006年這段容易賺錢的黃金年代。在維持低廉勞動力成本與環境污染支付零成本方面，中國地方政府過去給了港台商人極大幫助，比如彈壓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對企業開辦時的環境評估放鬆標準甚至根本不評估。但現在環境污染已經威脅到中國民眾的基本生存，中國人的工作環境、居住環境等均已不再安全，環境維權已經成為底層民眾衛護自身權利的一種主要反抗形式，從2001年以來，全國因環境污染引起的衝突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地方政府應付這些底層反抗已經左右支絀；而由於持續的通貨膨脹，維持原有的低工資水準已經非常困難，因為工資之低本來就只夠維持工人本人不體面的生存，再壓低就連維持生存都很困難。這就是不少港台廠商接到低價訂單之後，卻招不到工人，許多工人寧可回鄉也不想去這種血汗工廠打工。
中國經濟的衰退之快出乎許多人意料，以往那種投資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台商投資的取向與策略必須另行考量。用他們的話來說，「物價上漲，原材料在漲價，工人工資在漲，利潤就這麼多，國家吃掉一點，物價上漲吃掉一點，剩下的這一點點讓你如履薄冰」，不少外商一直在中國的鄰國如越南、印度等地尋找新的「利潤窪地」，以便轉移投資。
在中國政府「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台灣向中國叩頭，也不會再得到多少拚經濟的助力。正確的辦法是協助台資尋找新的利潤窪地，或者引導台資回流，幫助它們技術轉型，為台灣拚經濟打好基礎。
台灣不要成為第二個香港
現在再從道義層面談台灣為何不應該向專制的中國政府叩頭。
在華人為主的社會中，新加坡是將民眾關在精緻鳥籠裡讓民眾吃飽飯的威權政體；香港有自由無民主；只有台灣建成了既有民主也有自由的民主政治。台灣民主政治的成功，是對華人世界的鼓勵，因為它證明華人也能夠創建適合本族群的民主政治――在接受各國媒體採訪時，我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華人）是不是只需要滿足物質需求，不需要人權與新聞自由？每每遇到記者或者議員們提出這個問題時，除了耐心解答之外，我也漸漸意識到這確實是海外華人留給國際社會的印象，其中當然也有中國政府大力宣傳的因素。
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上，台灣之所以還能夠受到美國的保護與關心，主要是因為台灣已經民主化。如果台灣與中國的極權政府不講原則地握手言歡，美國也沒有理由再繼續支持台灣。中國人民過去幾十年來爭取自由、民主的抗爭，都曾從血濃於水的香港、台灣得到過程度不等的支持。但自90年代中後期以來，這種支持正在減弱，這是台灣近年來道義形象減分的原因之一。但這不是我要論述的重點，因為台灣縱使不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最低標準也應該堅持保護台灣的民主政治不受侵蝕。如果台灣再繼續叩頭，就得問問台灣人民是否願意過大陸人民一樣的生活？鄧小平曾信誓旦旦地許諾香港保持50年不變，現在「回歸」還只有11年，香港人民已經對香港的日漸大陸化、尤其是言論自由越來越受到限制有切膚之痛。
中國政府苛待人民，政府已經成了一個掠奪民眾生存資源用於自我服務的政治利益集團。從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占GDP總量的20%～24%。而政府公務員約7,000萬人，就消耗掉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再加上腐敗流失的財富約占GDP的13%以上，形成了官富民窮的格局，貧富差距日漸加大，醫療、教育、住房、生產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問題成堆，農民耕種的土地、城市居民的住房都隨時面臨政府的剝奪，被剝奪的人如果想討個說法，幾乎無門可入。有血氣的人如楊佳最後就只能被迫走上以生命為代價討說法的道路。對這樣一個政府叩頭，不僅對台灣的國際形象有很大損害，還會為台灣的未來埋下危險的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