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华外交上一向奉行「重贸易、轻人权」路线的法国，这两个月来不得不开始痛苦反思这条外交路线给本国带来的巨大屈辱，重新举起「人权之国」的火炬。德国国会也因沸沸扬扬了好几个月的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不得不开始面对「红色渗透」带来的损害。瑞典也刚宣布正在调查某些诺贝尔奖评审员涉嫌接受中国贿赂的事情。当此时，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先生也应该开始思考以下这一问题：自他执政以来，台湾究竟损失了甚么？台湾政府在世人、尤其是中国公众心目中的政治形象蒙上了多厚的尘垢？
马英九的希望：政治上的驯服换来经济利益
中国与台湾近半个世纪的复杂错综充满变量的关系，不管台湾人愿意与否，全因为离中国太近，离美国太远。套用一句人们形容墨西哥与美国关系的话：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但实际上，墨西哥通过与美国的关系确实得到许多助力，这与台湾还很不一样。
民进党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去中国化」的作为，摆出一副「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的姿态，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想去真正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民进党执政的台湾政府的中国政策陷入盲目状态，处处被动。也正因如此，马英九及国民党上台执政几乎受到了中国政府及民众一致的欢呼。但马英九执政后，对北京政府委屈求全一味叩头的所作所为，却让大陆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非常不满而且困惑：我们还指望台湾的民主政治给中国树立一个榜样，你们却还向专制者低头弯腰！为甚么？
对马英九表示失望的不止大陆人，我遇到好些台湾知识分子，无论是蓝绿两阵营，都对马英九政府向中国政府弯腰叩头的做法表示不满，蓝营的还多了几分焦虑，他们问我：马英九有必要这样做吗？
马英九作为台湾执政者，希望与北京政府保持友好，获得拚经济的助力。但天不从人愿，国民党上台执政之时，正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开始。这并非台湾人挂在口边的所谓「唱衰中国」，而是中国的现况。了解这些，也许有助于马英九先生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姿态。
中国经济成长陷入三个不可持续的困境
由于中国经济模式本身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成长早已陷入三个不可持续的困境：
第一、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其资源供给注定不可持续。自2004年中国越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以来，对中国来说，是能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增高。中国的环境状态更是危机毕显，水污染与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两大杀手。从2006年以来，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次水污染事件。
第二是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倚赖程度过高。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还只有44.5%，2004年就已经升至69.9%。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远远高出西方国家14～20的平均水平。尽管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属初级工业品和日常生活消费品，这两类产品基本不受世界经济波动导致投资骤降带来的需求大幅萎缩的影响――因为经济萧条时，多数人会削减享受性开支，但不会消减基本的日常消费。但从2007年3月以来，中国制造却因质量与安全性隐患而受到各国质疑，导致出口下降，今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更是给「中国制造」致命一击。
上述因素导致出口增速放缓。而中国目前头痛的是国内需求尚不足以取代美国市场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13亿人去年的消费额约为1.2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的消费额就达到了9.7万亿美元。
第三是几大张力的不可持续。其一是投资张力，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是投资，其中效益最高的是境外投资，但外资现在已经不再将中国视为投资福地；而政府投资的结果是「政绩工程」频生，重复建设，浪费极端严重，「十条大政」无非是重走当年旧路。其二是内需张力过小，占人口80%左右的底层群体收入低下，购买力严重不足。接近3亿的失业人口几乎没有甚么购买力；而中产阶级因房地产与股市导致其资产严重缩水，失业的隐忧也使他们看紧自己的钱袋。所以那「内需」是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以拉动多少。
12月份刚刚开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重弹多少年来的老调（这老调在2008年10月份被包装成挽救经济的十条大政），毫无新招，这表明中国政府对经济衰退已经回天无力。
中国投资商机正在严重流失
上述三点，其实标识中国投资环境的巨大变化，投资者的商机也正在随着这一变化而迅速流失。上述三个不可持续的困境，其中两点都与台资直接相关。
无庸讳言，台资与港资以往主要依靠廉价劳工以及企业对环境污染接近零成本的付出，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至2006年这段容易赚钱的黄金年代。在维持低廉劳动力成本与环境污染支付零成本方面，中国地方政府过去给了港台商人极大帮助，比如弹压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对企业开办时的环境评估放松标准甚至根本不评估。但现在环境污染已经威胁到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中国人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等均已不再安全，环境维权已经成为底层民众卫护自身权利的一种主要反抗形式，从2001年以来，全国因环境污染引起的冲突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地方政府应付这些底层反抗已经左右支绌；而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维持原有的低工资水平已经非常困难，因为工资之低本来就只够维持工人本人不体面的生存，再压低就连维持生存都很困难。这就是不少港台厂商接到低价订单之后，却招不到工人，许多工人宁可回乡也不想去这种血汗工厂打工。
中国经济的衰退之快出乎许多人意料，以往那种投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台商投资的取向与策略必须另行考虑。用他们的话来说，「物价上涨，原材料在涨价，工人工资在涨，利润就这么多，国家吃掉一点，物价上涨吃掉一点，剩下的这一点点让你如履薄冰」，不少外商一直在中国的邻国如越南、印度等地寻找新的「利润洼地」，以便转移投资。
在中国政府「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台湾向中国叩头，也不会再得到多少拚经济的助力。正确的办法是协助台资寻找新的利润洼地，或者引导台资回流，帮助它们技术转型，为台湾拚经济打好基础。
台湾不要成为第二个香港
现在再从道义层面谈台湾为何不应该向专制的中国政府叩头。
在华人为主的社会中，新加坡是将民众关在精致鸟笼里让民众吃饱饭的威权政体；香港有自由无民主；只有台湾建成了既有民主也有自由的民主政治。台湾民主政治的成功，是对华人世界的鼓励，因为它证明华人也能够创建适合本族群的民主政治――在接受各国媒体采访时，我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华人）是不是只需要满足物质需求，不需要人权与新闻自由？每每遇到记者或者议员们提出这个问题时，除了耐心解答之外，我也渐渐意识到这确实是海外华人留给国际社会的印象，其中当然也有中国政府大力宣传的因素。
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上，台湾之所以还能够受到美国的保护与关心，主要是因为台湾已经民主化。如果台湾与中国的极权政府不讲原则地握手言欢，美国也没有理由再继续支持台湾。中国人民过去几十年来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都曾从血浓于水的香港、台湾得到过程度不等的支持。但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种支持正在减弱，这是台湾近年来道义形象减分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是我要论述的重点，因为台湾纵使不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最低标准也应该坚持保护台湾的民主政治不受侵蚀。如果台湾再继续叩头，就得问问台湾人民是否愿意过大陆人民一样的生活？邓小平曾信誓旦旦地许诺香港保持50年不变，现在「回归」还只有11年，香港人民已经对香港的日渐大陆化、尤其是言论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有切肤之痛。
中国政府苛待人民，政府已经成了一个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用于自我服务的政治利益集团。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20%～24%。而政府公务员约7,000万人，就消耗掉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再加上腐败流失的财富约占GDP的13%以上，形成了官富民穷的格局，贫富差距日渐加大，医疗、教育、住房、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成堆，农民耕种的土地、城市居民的住房都随时面临政府的剥夺，被剥夺的人如果想讨个说法，几乎无门可入。有血气的人如杨佳最后就只能被迫走上以生命为代价讨说法的道路。对这样一个政府叩头，不仅对台湾的国际形象有很大损害，还会为台湾的未来埋下危险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