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对于刚刚离开中国大牢狱的我，对中英谈判前途问题自然格外关注，那关系到个人未来的前途，未来我还能不能继续自由生活的问题；也是整个香港市民的前途问题。而我的评论工作使我的关注更加深入，因为还必须写出评论让大家知道我的看法。因为我就读的专业与我的人生经历，与普通的香港人相比有更特别的看法。
▲19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并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图为同日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画面。Getty Images
人心浮动
1983年7月，中英两国开始正式谈判香港前途问题。采用的方式是轮流在北京与香港召开。
谈判一开始，英国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虽然英国的外交策略在西方国家中也很有一套。例如代表团成员本来有一位担任港府新闻处处长的曹广荣，但是中共以英国企图制造「三脚櫈」（编按：意指香港前途问题，不能仅由英国和中国去谈判解决，必须加入最受影响的香港人这只脚），假造香港民意而不准他参与。但这个「不准」不是事先照会，而是他在随代表团抵达北京时被拒绝入境。这不但非常没有礼貌，也让英国人措手不及。英国人不敢停止谈判，全团召回，只能让步。从此香港人的民意被排斥在外。因此中国一再宣传收回香港是「还政于中」而不是「还政于民」，种下日后香港无法实现民主的严重后果。
8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团团长姚广在香港对记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却大谈「我们都是中国人」，并且「同胞」长，「同胞」短。面目十分可憎。我气不过，立即给《信报》投稿〈我们都是中国人〉，痛批国共内战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共建国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也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至今，中国人还要去膜拜斗争中国人的毛泽东的尸体！」
我也列举中国把在中国的人士分成几等：第一等外国朋友；第二等外籍华人；第三等台湾同胞（可以根据需要跃上第一等）；第四等港澳同胞；第五等是已经被「统一」在大陆内的同胞。以此揭穿他的假惺惺。25年后在台湾看到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再弹此调，欺骗台湾人，怎不怒火中烧？共产党就是以此骗来骗去，不幸就是有低能的中国人愿意被骗，还有奴才为自己的利益去配合。
那时每一次谈判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都要加上「有益的有建设性的」，有一次没有这个字眼，说明谈判气氛不佳，金融市场立即大动荡，所以后来每次都加上这个字眼，即使吵翻天也是「有益的有建设性的」，一时它成为口头禅，也成为笑话。就如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接班，毛泽东那句「你办事，我放心」。
谈判期间最紧张的一段日子是9月。那时中国收回香港已经是定局，各种方案北京都拒绝，例如中国收回主权英国保留治权、英国向中国缴纳租金等等，甚至将香港「公司化」，中国做董事长，英国做总经理等等。由于中国态度强硬，因此港元汇率狂跌。我因为有美元稿费，对汇率有些了解，在中国决定收回香港前，本来1美元可以兑换港元5元多。但是因为对中国收回香港缺乏信心，港元一直贬值，港元汇率逐渐跌到1美元兑6元多。
进入1983年9月下旬，因为担心港元贬值，香港出现抢购潮，不但抢购大米，连厕纸都抢购，寸土尺金的香港，囤积厕纸能保值吗？可见无助的香港人可怜到甚么程度？
那年9月24日是星期六（那时尚未实行周休两日的制度），那天媒体公布的中英会谈公报就是缺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于是港元更是狂泻到1美元兑9.6港元。当时我在《信报》工作，下午才上班，我不相信港英政府会让港币如此下泻，让抢购潮持续下去，于是那天上午我做了重要决定，到住家新都城大厦隔壁的交通银行卖掉我的大部分美元，换取港元。
那时排队的人都在抢购美元，只有我「反潮流」，连银行行员都感到奇怪。结果星期天，财政司彭励治宣布港元与美元挂钩，实行联系汇率，定在1美元兑换7.8港元。这一次，我赚了三千多港元，等于一个月的薪资。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英明」的决定，也让我对金融市场增加兴趣。但是除了股票，外汇与黄金的炒卖因为杠杆比例太大，一直不敢尝试。就是后来的恒生期指，试了几天，因为压力太大，而且输钱，也立即剎车。
中资竞逐
但是人心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1984年1月就因为的士（出租车）加首次登记税与牌照税爆发罢工与骚乱。中国一方面扬言如果发生骚乱将提前收回香港，同时也采取一些稳定人心的措施，那就是扩大中资在香港的投资。
改革开放以前，香港的四大中资企业是华润集团、中国银行集团、中旅集团、招商局集团。改革开放后则来了中信与光大。前面几个是老派经营手法，后者要体现中共对资本主义的认同，行事高调，作风海派。但是不同集团之间也有矛盾斗争。
例如1983年5月中国国务院在香港开设的光大集团，董事长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妻舅王光英。因为记者张立在媒体大肆鼓吹而著名。张立是我的人大学弟，文革期间毕业。1980年代初期来香港，说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刚刚由中国来香港，因此他的报导引起注意，尤其他从内部消息得知中国一定收回香港得到证实。因此他在《星岛日报》介绍光大集团，使之一举成名，王光英也利用他造势，一直自诩自己是资本家，摆出资本家花钱的派头，相当张狂，令人侧目。
其实以前他这个资本家大不到哪里去，远远比不上荣毅仁家族，但是行事比荣家还高调。他对香港与资本主义了解不多，却假装很懂。中英谈判大致底定，所谓利空出尽后，经济应该翻转，他却在1984年以香港「一潭死水」为理由退订向李嘉诚买来的北角城市花园的八座大楼，李嘉诚哪敢不接受，连订金都退还给他。但是退货后香港楼价开始上涨，王光英成了被香港人嘲笑的对象。于是另一家中资公司崛起。
1979年，邓小平亲自指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中共秘密党员，后来出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担任董事长。荣毅仁家族是「旧中国」著名的资本家，家族已散居海外，他独自留在中国而成为奇货可居的统战对象，乃至被吸收入党。1984年10月，该公司在香港为公司成立五周年与香港分公司新任总经理米国钧的到任举行酒会，南下出席的是总公司副董事长熊向晖，这以前不久荣毅仁在北京接见《人民日报》记者对光大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熊向晖曾经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副部长，就知道他是搞谍报工作的，从中信退休后，他出版《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大爆他长期在驻守于西北陕西的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的身边卧底，充当他的机要秘书的事迹，让国民党收复延安成为笑话，因为摆明掉进共军的口袋里而被歼灭。事后熊向晖还被胡宗南送到美国深造。国民党后来查出熊向晖的共谍身分，丢脸到不敢公布出来。加上荣毅仁本身的秘密党员身分（死后才曝光），可见这家公司的性质。
当时我已经觉察到这一点，写了一篇〈政治味浓的公司〉，中信背景比王光英更加有力，因此提出「王光英将如何自处」？何况王光英公司也内斗不休，高干子弟李新时、孔丹根本对王光英不服。孔丹更是中共另一特务头子孔原的儿子，后转投中信。王光英后来升为名誉董事长，到1989年离开光大。
1986年，荣毅仁儿子荣智健出掌中信香港，大展拳脚，从英资手中收购香港电讯、国泰航空的部分股权，再收购空壳公司改名中信泰富上市。这是后话。
因为人心浮动，一些银行因为传出不利消息被挤提，或者经营不善，或者被大股东有心掏空而濒临倒闭，为避免存户损失，有的政府接管，有的中资接管。例如海外信托银行、恒隆银行政府接管；嘉华银行是中信接管，友联银行是招商局接管。
一些老牌中资公司不甘落后，也开展收购工作以示对香港前途信心，并且扩大公司规模。但是最可笑、可悲的是华润收购康力的事件。
中国决定收回香港以后，冒出一批「爱国商人」到中国投资，有的真心，有的假意。当时到中国投资而名气响当当的有合和胡应湘、妙丽刘天就、康力柯俊文等。合和现在还是「健在」的上市公司，后两个就是昙花一现。当时中国为了宣传有许多「爱国商人」到中国投资来抛砖引玉，不惜由中资银行借钱给他们到中国投资，有的玩金钱游戏，公司亏蚀倒闭，无法还债，个人则发大财，损失由贷款的中资银行承担。
康力集团是著名电子厂，老板柯俊文因为爱国，到厦门湖里投资开厂，中国政府就邀请他到处演讲，宣传他的爱国事迹。于是华润属下的新琼公司在1984年收购康力。因为收购消息曝光，康力股价暴涨，柯俊文赚了一笔。卖给新琼时，有两笔借据是柯俊文控制的公司向康力借的，共2亿1,000万港元，没有抵押品，柯俊文答应会还钱。但是成交后柯俊文不还债了，人还逃到台湾，新琼白白损失，康力股价也大跌，变成一场笑话，又算付了「学费」。但是柯俊文在台湾，被黑道挟持榨取，被迫要求与华润讲和回香港，但没有甚么结果。
中资的竞逐还夹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反映到胡耀邦夫人李昭对香港的访问。访问保密，在参观亚洲电视时也禁止电视台拍下访问片段。是我一位左派朋友告诉我的。我在《信报》1984年11月7日的专栏里独家报导：「胡耀邦夫人访问香港」。那时李昭已经回到广州。11月19日，我公布了代表团的全名是「北京市儿童玩具协会考察团」，以及成员名单。李昭以该协会的高级顾问身分担任团长。
这以前的8月，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已经访问香港，新闻大肆炒作，名人倒履相迎，他还观看赛马并且投注，以示邓小平对「马照跑」的支持。与李昭的低调完全相反。这也反映了胡耀邦家族与邓小平家族的不同作风。邓朴方是华润出面邀请，李昭则是王光英，因此可能有不同集团之间的角力。但使我更惊异的，副团长宋汀是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天翔（文革前是北京副市长）夫人，回北京后检举李昭没有上报人家送的一只手表。李昭检查说是漏报。由此可见中共的内部斗争非我等外人所可以想象得到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