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1978年，金先生与其他两位大股东的塑料玩具厂开张，因为我只有管理仓库的经验，所以给我做仓库主任。给我1,500元薪资。金先生说，虽然我是熟人，但是行业有行业的规矩，这个职务最高就是这些钱，如果超过，其他人会不服。我是感谢都来不及，哪会计较这些？尤其我这个「主任」，几乎没有香港经验。
担任玩具工厂主任
说老实话，我还是蛮心虚的，因为这是香港的工厂，不是中国的工厂；而且这是塑料玩具厂，并非我熟悉的行业。为此我必须虚心学习，请教别人，何况还有与同事在语言沟通上的困难。
工厂生产遥控的塑料玩具汽车，仓库最多的物料就是塑料粒，一包55磅（25公斤），手下有两个帮手。「干部参加劳动」，我都会参与搬运。我与那里的工人打交道，才学会一些广东话。也发现广东话里的一些外来语。例如「赖长」，我搞不清楚甚么意思，后来才了解是「line长」，生产线的组长。文具店送来的文具中有「快劳」，才知道是file（活页夹）。我的本地人助手都很努力，下班还进修其他课程，让我体验到香港人的「搏命」，有些人为了挣「第一桶金」，休息日都在兼其他工作。有的人有两门手艺，这一行不景气，就转做其他行业。
我在工厂被经理排挤，厂长却对我不错。台湾进口的IC（芯片）有一半次品，我怀疑的一些弊案有向金先生说过，他说我是中国来的，不习惯香港的工作方式；我也就不讲甚么了。后来老板也终于发现的确有问题。听说经理向台湾进口IC的香港公司，是经理的朋友在我们厂开厂后成立的，也就是为承接我们厂的订单而成立的。
香港的廉政公署不但要查公务员的贪污，即使私人企业也禁止收回扣。虽然我只管小量的订货，也很注意与客户的关系，只有一位山寨厂小老板百般要求，我才答应他在酒楼饮最简单的早茶。
妻儿来港团圆
有了稳定的工作后，1979年初夏，我太太带着儿子和女儿出来了。这是我出来三年之后。三年期间我没有回去，一来很怕因为写「反共文章」被扣，我很了解中共的谍报能力，很难瞒过他们；二来经济状况不好，回去势必要携带电器等等，开销太大，我需要储蓄准备家人的到来。因此我在红磡车站接到他们时，三年不见，正是百感交集。尤其是活泼可爱的两个小家伙，他们到新地方，感到很新鲜，感谢太太与他们家里的辛苦。
家人出来，我在鲗鱼涌的惠安苑租了一间套房。这是怡和洋行属下置地公司兴建的住家楼宇，质量很好。我要找房子的消息一出来，有华侨朋友介绍他的朋友正好要搬出，我看了一次就要了。
这套房子1,000呎（约28.1坪），三房两厅，还有佣人房。我那个套房是主人房，房间120呎（不到3.5坪），一个有浴缸的大卫生间，再加一个狭长的小间衣帽间或杂物房，正好放进一个上下铺的「双层床」，女儿睡下铺，儿子睡上铺。我最看重有自己的卫生设备，避免与主人家抢用而产生矛盾。「正房」里一张留下来的大床，我买了一个冰箱，还买了二十吋的彩色电视机，这是吸引儿女的法宝，因为那时中国的彩电还很罕有。我很担心儿女不适应香港生活而吵着要回上海。家具是一个台湾做的可以折迭的简易塑料面衣柜。饭桌则是折迭小方桌与折迭凳子，吃饭打开，一边得坐床上。晚上两个小孩用这个桌子做功课，我也用这个桌子写稿赚钱。
房租九百块，我的薪资一千五，加上三、四百元的稿费，房租是我收入的一半，要非常省吃俭用。如果只是日常开支，还可以。但是小孩入学，要学费、课本、还有校服，相当一笔。这时，金先生送来两万元，正是雪中送炭，为我解困，真是大恩大德。不过我还是每天看着银行存折还有多少钱过日子，夏天过了，又要买春秋的校服，还有冬天的校服……，一般存款维持在两三千元，有时只有几百元。房间很挤，生活压力很大。
因为小孩完全不懂广东话，所以找上讲普通话的福建小学。我很不愿意他们进左派学校，没有办法，进去再说。每天早上第一个工作，就是把小孩送上校车，才去上班。
为了讨小孩子高兴，当然带他们出去玩。第一次去就是山顶。平时不坐出租车的我，为了让小孩子开洋荤，特地坐了出租车到缆车站，在缆车站的麦当劳让他们第一次吃到汉堡包。第二次，带他们到兵头花园看动物，当然，远远比不上上海的西郊公园。
▲大陆人来到香港后，申请居留大不易。Fotolia
申请居留
当时还有一个麻烦问题就是到移民局申请继续居留。我到香港时，拿到临时身分证，一年续一次，七年后就成为永久居民。但是家人出来的1979年，对新来者突然改变政策，每三个月就要申请续留一次。是因为「四人帮」倒台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移民香港的人更多，已经不限侨生了，而偷渡的人也大增，因为讯息比过去灵通，让中国老百姓更加羡慕资本主义的香港。
当时香港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需要劳动力，所以1974年开始对偷渡者采取抵垒政策，就是偷渡客只要有本事进入香港与九龙市区（九龙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与香港岛），就给予身分证，否则就遣送回去。这等于「考」偷渡者的能力，优秀的留下，能力差的请回。1979年与1980年，广东约有70万人偷渡进入香港，循合法途径进入香港的也达10万人，估计香港承受不了压力而开始刁难，受不了的就请回去。后来干脆拒绝再接受偷渡客了。
因为申请延续居留的大增，于是把金钟的域多利兵营（现在的太古广场）开辟成为申请地区。根据指定日期每三个月申请一次。这天，全家一早起床，到那里排队。那时，里面没有甚么设备，一旦资料准备不足，例如照片不够，或文件需要影印副本，就要跑到湾仔去找快速照相馆与影印店，再赶回来，每次都要耗时一整天。大概一年以后，政策又改回一年一次。每次申请延期都要付费，又是一笔开支。
太太因为有心脏病，加上因为完全不懂广东话与英文，难以出去工作，虽然有朋友介绍她到附近的工厂做简单的工作，每天上下班也够累，何况家里需要有人照料，所以上几个星期班就不给她去了。小孩子刚来，迷上电视，尤其是小女儿，很喜欢电视里那些女星的服装，很担心影响功课，妈妈在家就可以多管管。
不过小孩子很快就熟悉环境，学会广东话。因此第二年，就给他们转学。因为英文程度还是不够，我也没有钱帮他们请补习老师，所以就转学到也是在北角的苏浙，儿子进入苏浙公学，女儿也从苏浙小学读到中学。金先生是苏浙同乡会的会员，所以也是在他的一手帮助下，没有经过繁琐的程序解决了入学问题。苏浙虽然不是英文学校，在香港也算是名校。解决了入学问题，放下一块大石，就专注我的工作了。
在公司增加我的薪水后，我搬回北角的新都城大厦，妈妈一个房间，我与太太一个房间，两个小孩一个房间。住房宽敞好多了。小孩子上学也近了很多，走路就可以到达。
我在工厂工作，一直觉得不是长远之计，一方面我不熟悉这个行业，另一方面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后来有机会转到媒体时，我就向老板请辞。但是工厂一直亏本，这时大老板也开始认为经理有问题，派大舅子来接手，因为必须清查，要我再做半年，接管完毕再走，我怎能不答应？但是金先生还私底下给我加薪，他透露给我说，买来的那些IC，采购单都是大老板准备出国时（他们在非洲尼日利亚有纺织厂），经理才匆匆忙忙拿了采购单赶到飞机场要大老板签字，根本就无暇看清就签字才上飞机。我走后，工厂最后还是关厂。（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