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大选结束，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政党轮替。投资界的朋友见面免不了要谈大选结果对股市和经济的影响。许多好友都从蓝绿的观点提出精辟见解，但我比较关心寻租行为，因此就把重点放在政党轮替对寻租行为的影响。
读者可能对「寻租」这个专有名词感到陌生，所以我们就先介绍甚么是寻租，用口语来说，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运用政商关系来谋取利润。
何谓「寻租行为」？
我曾经在〈占位置游戏〉与〈新经济2.0：再谈经济租〉两篇文章中向读者介绍了「经济租」的概念，并探讨「寻租行为」所造成的影响。用经济学家克鲁曼（Paul Krugman）的说法，所谓的经济租，就是「没有生产的利润」，也就是不劳而获的利益：例如垄断利益、特许利益等。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利益往往和政府法令与行政公权力有密切关系，而且利益庞大，所以就有所谓的「寻租行为」出现。简言之，就是经营政商关系，取得一个特殊的获利地位或资格。
寻租行为未必非法，甚至于大多合法，但经济学家史迪格利兹（Joseph Stiglitz）认为它是造成今天所得分配严重不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寻租者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来自实质生产，而是由社会的其它经济活动所供养。
可想而知，当一个经济越是处于停滞不前时，企业财团越倾向于透过政商关系或游说立法取得利益。于是资源的分配环境，就越加偏袒富人，而对中产阶级等老百姓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当分配不均严重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进一步影响经济活力，于是又引发更严重的寻租活动，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有没有办法跳脱这个恶性循环呢？
表面上，这是经济停滞和分配不均问题，实际上，它却涉及到政治问题，不容易用单纯经济手段去解决。毕竟，任何立意良善的经济政策，被利益团体动用关系游说影响之后，都会失去作用，甚至带来反效果。那么，寻租行为和政治结构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学者瓦古多华（Milada Anna Vachudova）对中东欧（East and Central Europe）六个国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参考价值的论点。东欧诸国自1989年纷纷从极权的共产制度走向民主，分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寻租行为。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从极权走向民主时，经济也逐步自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法规与资源开放，都是由统治菁英所制定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图利少数利益团体，而造成整体社会的负担。瓦古多华发现，政治竞争（political competition）扮演关键角色。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国家有强大的自由民主政党，在1989年之后便上台执政，阻断了旧菁英势力的长期把持政权和寻租行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二国则相反，反对党弱小，旧共产菁英在1989之后仍长期执政，从而有严重的寻租行为。斯洛伐克则介于以上两种极端之间，旧共产菁英1989之后执政了一段期间才下台，其寻租活动也介于两者之间。
「政党轮替」可有效抑制寻租活动
总之，政治竞争和政党轮替可以有效抑制寻租活动，而反对党的存在与竞争才是关键。譬如说，一个国家有A和B两个主要竞争政党，当A党执政时，利益团体自然是找A党建立寻租行为，但这个寻租行为的利益，在B党的竞争和监督之下，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假设A党的寻租活动过于猖獗，由于寻租的利益就是全民的负担，人民势必苦不堪言，转而支持B党，最后造成政党轮替。
就利益团体的角度看，寻租活动需要花费成本去建立关系和游说，在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环境之下，同样的成本可以有很大的长期的效益；但是在两党或多党竞争，而且经常政党轮替的环境下，寻租效益就会偏向短期的小型利益，可是活动成本却没有降低，在成本效益的考虑之下，也许就会打消寻租的念头了。
但寻租活动的成本效益实际上并不明确，也不易估算，因此，有的利益团体基于主观的判断，认为寻租活动就是富裕之路，而不惜花费巨资和精神去经营，并以此为傲。这样的团体和企业，在政权轮替时，偶尔会措手不及而爆发毁灭性的灾难。翻开历年股票下市名单，除了经营不善、大股东掏空、市场派炒作之外，有一类就是过度涉入政商关系，暴起暴落，名单就不在此赘述了。
这次政党轮替之后，是否会出现上述的企业倒闭事件，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社会整体而言，这种企业淘汰即使发生也是健康的，让资源分配回归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