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法律系过去一直是台湾政府关注的重点。不只教授被关注，学生更是调查局与国安单位难舍的侦防对象。在1980年代，正是戒严将解的年代，我们班上同学就曾被调查单位接触，要吸收他当细胞来搜集其它同学的情报。虽然这位同学严正拒绝了调查局，但我相信我们班上仍然存在「职业学生」。这个怀疑很快就得到证实。
我在求学时代并不是什么值得当局重点关切的学生。和一般的大学生一样，我跑社团，登山、摄影、兼家教赚零用钱……时间根本不够用。偶遇选举期间，就会跟着党外民主前辈的场子，站在台下接受民主震撼。如果我是调查局官员，绝不会对这样一个大学生建立档案，太浪费资源了。可是我仍然被建檔。
大学毕业那年正逢1989六四事件席卷全球，我去了科学园区当法务。有一天，公司接到一个奇怪的官式访问，某检察官与调查局的调查员要求「参观」本公司。公司高层心里有点不安，派了我这个法务当前锋，招待了这几位罕见的来宾。一会面，调查局的调查员就对我笑着说（虽然我觉得那笑容很不善）：「你籍贯是XXX，台大法律系的！」之后又提了一些我在学校里参加过的社团。当下，我知道就算像我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学生，仍然被政府建档了。
后来我执业当律师，最让我如鲠在喉的一次经验，是接案后阅卷，竟然阅到我与当事人的通联译文全文。原来，我当个单纯的商业律师，仍然被监听了。
不过，当年没有《通讯保障与监察法》，而台湾司法界直到今天也不具备美国百年来早就承认的当事人与律师秘密通讯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这样的保护观念，律师到监所里见被告，一点隐私也无。禁见被告还要从头到尾被笔录甚至录音！就是这些经验，让我选择成为一个商业律师而非刑事诉讼律师。
制度，毕竟不是个人能够改变的。如果冲撞制度能够使这样的怪象改变，我相信很多法律人都愿意牺牲自己。如若不能，那只好等到时机成熟。
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在检察总长黄世铭身上，全民看到了逾越制度的当权者可以为恶到什么地步，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一路攀权而上的法律人，可以自以为是到如何愚蠢的程度。但若非是自负自大的黄世铭，而是个圆滑且细读法条的法匠，这样的问题还要保持多少年才会激起全民公愤？才会迎来改革的机会？
这让我回想起曾读过一本西方的童画书，一群天使围在上帝身旁，问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上帝把善恶对立，「恶」的扮演者是为了对比出「善」这样的观念解释给小天使们明白。然后天使们下凡了。在离开天堂的最后一刻，选择扮演「恶」的天使，一再重复地告诉其它同伴们「是我喔！要记得那是我喔！」
我们记得黄世铭吗？也要他记起自己的来时路。当年，选择法律系就读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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