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戴夫‧唐納森（Dave Donaldson）在2017年得到約翰‧貝茲‧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項每年由美國經濟學會頒發，入選的條件為40歲以下的美國經濟學者，每年只頒發一人。由於競爭無比激烈，這個獎項也被稱為「小諾貝爾經濟獎」。
由於唐納森得獎的研究跟鐵路與經濟發展有關，他獲獎後也在經濟學界掀起了一陣研究鐵路的熱潮。
直覺上，鐵路在經濟發展初期應該扮演非常正面的角色：降低運輸成本、擴大市場範圍、深化專業分工、促進都市化，這些都對長期經濟成長有重要影響。
台灣早期的鐵路
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在1908年完成西部縱貫線通車。除了這條主線道之外，私營的糖業公司也在1906年之後陸續蓋了很多載運人、貨的「營業線」與載運甘蔗的「專業線」。這些私營鐵路比較集中在中南部糖業興盛的地方，到了1920年，這些鐵路已經形成一個相對密集的交通網。
不難想像這些鐵路對於台灣經濟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山大學的劉孟奇與葉高華兩位教授在2013年的一篇研究中發現，在1903至1915年間新啟用的鐵道車站附近的土地，生產力上升的幅度大於其他地區，農業總產值也顯著增加。
不過，鐵路也有陰暗面，而且這些陰暗面比較幽微，藏在暗處不太容易被發現。
鐵路與鴉片
清末的台灣社會鴉片非常盛行，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後，採用漸進式的禁絕鴉片政策。鴉片由政府專賣，吸食者登記造冊，每個月由政府配給一定的鴉片數量，價格也由政府管制。
因為有登記制度，除了有限的黑市活動外，日本政府大致掌握了全台灣吸鴉片者的數量與分布，並且在1915與1920兩年的「臨時台灣戶口調查」（即人口普查）資料中發布了各街庄的吸食男女人口。這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完整的毒品統計資料，非常具有研究價值。
鐵路的出現降低了運輸的成本，當然也降低了取得鴉片的成本，尤其對原本交通不便的鄉村地區。另外，女性出門比男性更不方便，因此鐵路交通應該對女性吸煙者的「幫助」更大。
如果鐵路真的有方便吸食鴉片的效果，我們應該可以觀察到離鐵路愈近的地方吸鴉片者的比例會愈高。為了驗證這一點，我用1920年普查資料算出當時台灣各街庄的女性吸煙者的比例，然後用圖層跟鐵路的位置一起呈現出來。
▲圖一：台灣鐵路與街庄鴉片吸食比例—─中部。樊家忠提供
圖一是台灣中部地圖的擷圖，紫色的線是縱貫線（左邊是海線，右邊是山線），深藍色的線是糖業公司的營業線。各街庄吸食鴉片者的比例則用深淺不同的紅色呈現，最深的紅色代表該街庄女性吸食鴉片的比例超過千分之6.9，顏色愈淡則比例愈低。
圖一很明顯地呈現出距離鐵路愈近的街庄，其女性吸鴉片者比例愈高，尤其在縱貫線的海線與山線沿路特別明顯。
▲圖二：台灣鐵路與街庄鴉片吸食比例—─南部。樊家忠提供
同樣的現象也可以在南部觀察到。圖二顯示南部的擷圖，跟中部的情形類似，大多數深紅色的街庄都位於鐵路的沿線或者附近。
雖然沒有在此呈現，但男性吸鴉片者的比例也跟和該街庄跟鐵路的距離呈現負相關，但其關連度沒有女性那麼明顯。
更多的陰暗面
鐵路另一個可能的負面角色是傳播疾病。日治初期台灣各項傳染病盛行，瘧疾、霍亂、鼠疫被列為當時的三大疫病。
其中霍亂與鼠疫的死亡率高達七至八成，令人聞之色變。瘧疾的死亡率雖然較低，但因為傳播率廣，感染人數眾多，長期占據台灣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在交通不便的社會，傳染病的傳播也會受到限制。鐵路促進人、貨的流通，對上述三大疫病應該都有負面影響。
除了這三個比較盛行的傳染病之外，西班牙流感在1918、1920兩年侵襲台灣，造成大流行，每次都造成2至3萬人死亡。至於鐵路是否促進了這些傳染病的流行，是我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題目，以後有機會再來介紹研究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