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掀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運動，讓種族歧視的問題再度成為美國社會的焦點議題。本文就來趕個流行討論一下歧視這個題目。
近年來經濟學界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ics）。文化之所以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是因為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文化對個人的經濟決策以及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
文化經濟學關注的議題包括社會規範、價值觀、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如何形成、傳播、變遷，以及如何影響人的行為與經濟結果。另外，文化經濟學特別關注文化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而制度顯然是決定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關鍵因素。
在文化經濟學的領域中，「歧視」（discrimination）是一個長久被關注問題，因為歧視幾乎無處不在：種族、階級、性別、宗教等面向都存在歧視的問題。而且歧視不但關乎經濟行為，也關乎人權保障，從這次BLM運動看來，它也關乎社會的重大衝突。
「歧視」可以長存也可以迅速改變
關於歧視，一個讓學者們很難解釋的現象是：某些歧視可以很快改變，但另一些歧視卻淵遠流長，可以在人類社會持續數百年甚至千年。
對女性工作與教育的觀念，就屬於一個快速改變的歧視，而台灣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台灣女性在日本時代社會地位非常低落，不但沒有財產繼承權，而且社會上盛行小婚（童養媳）也允許妾婚（一夫多妻制）。
但是到了1974年，台灣製造業男女雇工的人數就達到了1：1的比例，只花了不到30年。接著到了1980年代，女性大學生數量就超過了男性大學生，只花了大約40年。
更早之前在日本時代的初期，台灣女性（客家人除外）盛行纏足。但這個在中國與台灣都流行超過好幾個世紀的慣行，卻在19世紀初期的20到30年間快速消失。
對猶太人的歧視
至於歧視可以頑強存在的現象，對猶太人的歧視應該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反猶」在西方社會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而且直到現在也在歐美社會裡普遍存在。
美國Nico Voigtländer和德國Hans-Joachim Voth兩位經濟學家在一篇研究論文中探討了從中世紀到近代德國600年間反猶活動的關連。
近代歐洲對猶太人的迫害，在二戰的納粹時期達到高峰。在那之前，另一個迫害的高峰則發生在中世紀歐洲，尤其是黑死病大爆發的1348到1350年。瘟疫帶來的恐慌導致獵巫盛行，除了數萬名女性被當作女巫燒死之外，猶太人也是另一組被獵巫的對象。
當時對猶太人的迫害十分血腥慘烈，主要的形式為暴動與騷亂（pogrom）。大規模的武裝群眾對猶太社區或者聚集地進行攻擊，經常造成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幼被大屠殺的慘劇。
兩位學者蒐集了325個城市關於反猶暴亂的資料，並將近代德國的反猶迫害的紀錄進行比對。他們發現那些在中世紀迫害嚴重的城市，在600年後的20世紀也發生較多的反猶暴力、對納粹黨的支持度較高，並在1933年大規模驅離猶太人時更加劇烈地進行驅離。
反猶為何長久持續？
600年不是一個短時間，為何反猶會如此長存？兩位學者針對這點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首先，他們發現並非每個城市都沒有改變，一些在中世紀迫害猶太人很嚴重的城市，在20世紀上半葉並沒有出現太嚴重的迫害。
他們透過量化的迴歸分析，發現遠距離貿易活動愈盛行、移民活動愈頻繁的城市，對猶太人的迫害程度就愈會隨著時間而減弱。而那些人口較少、經濟型態封閉、移民少、與外界通婚少的城市，則能長期保持著反猶的「傳統」。
這樣的發現跟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主張基本一致。這個學派認為，市場競爭是消除各類歧視的利器：由於「歧視」行為將讓公司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該公司無法跟沒有歧視行為的公司競爭，長期將會被市場淘汰。
人們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往往侷限在經濟效率上。然而，這篇研究的發現強調出了另一個市場經濟的重要面貌：它會幫助一個社會消除歧視，建立更多元、理性、容忍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