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創業家的思考實驗

矽谷青年導師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人稱PG，創立知名創業加速器Y Combinator沒幾年後，洗手收山回家教養小孩，只剩下股東和顧問的身分。因為PG的地位，他最近在推特上的發言，引來一陣騷動，有點讓他感受到網路鄉民的無理與無情。但這天早晚該來，矽谷左派大內鬥，不過是美國故事的一個篇章，在立國之初就寫好了大綱，現在只是照劇本演出而已。

 

 

 

事情要先從新科國會議員歐凱秀-柯提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說起，這個二十來歲的拉丁裔女性議員，人稱AOC，在民主黨初選打敗「皇后區的國王」後，就一路受到矚目。她一連串的社會主義主張，把民主黨的左派拉得更左，更偏離中道。她的一個重要的政見平台，就是聲討富人，主張政府該抽重稅整治富人，再拿這稅做好事。她提出年收入超過一千萬美金的部分，該課70%的富人稅。有鑑有此，PG感慨，這社會因為反對川普的「文化戰爭」，而搞出了「階級戰爭」，非常不智。AOC接著主張「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要學羅斯福在大蕭條時期的新政手法，用大政府政策來對付全球暖化。PG再度感慨，在推特上，寫了這條：

 

「試試這個思考實驗：如果突然有新科技讓氣候變遷變得好處理，AOC會停止加稅的主張嗎？我猜不會。我認為想徵稅的渴望，先於花這些錢的選擇。」

 

推特一出，不得了了。矽谷的左派科技新貴，傾巢而出，彷彿PG失心瘋倒向惡魔的一方，居然挑戰左派新共主、人類新希望？懲罰獲取不義之財的富人，何錯之有？原先崇拜PG的，突然大表失望，「原來你是這樣的人」。出乎PG的意料。但PG講的沒錯，社會主義本來就是如此，其目的在讓政府掌控所有資源，主導分配資源，而達致社會目標。社會目標為何？以後再議。但拿走富人的財產，那是必要的。所以不管有沒有綠色新政，社會主義一定要課重稅。

 

但這主張固然為正宗左派所擁護，卻不一定和矽谷精神相容，矽谷雖為左派的溫床，但和社會主義同床異夢，遲早內戰。

 

一個簡單的看法是，當矽谷的左派高談社會公平正義的時候，他們總覺得劫富濟貧，劫的是比爾．蓋茲（Bill Gates）、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那種巨富，這些天生運勢驚人而發大財的傢伙，被課重稅是剛好，沒甚麼好同情，所以他們可以盡情支持左派政策，沒有後顧之憂。但當刀子快要砍到自己時，自利的心，就讓他們無法支持社會主義。從這角度看，AOC的富人稅，的確可能砍到PG，終於讓他感到肉痛，而不得不反省社會主義的問題。但身為矽谷青年導師，就算PG是從自利的角度，其思考角度恐怕也不是只擔心荷包失血。

 

 

 

 

美國人的自利是有歷史的。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觀察十九世紀的美國，他認為美國革命帶來的民主，把舊有的社會關係，如教派、宗族、上下階層等一一打破，剩下唯一維繫美國社會的力量，只有「利益」。民主之後帶來的平等社會裡，每個人都有公平的立足點，都可以憑著一己之力，發財致富，改善人生，提升自我。因為有這樣的自由，所以人人都忙著為著自己利益打算，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也放棄傳統的信賴關係，而改依靠利益關係維護。

 

這樣的以利為出發點，讓美國人變得粗俗，失去舊歐洲社會的文明氣息。但也因為這樣的利字擺中間，社會發展出新的道德觀。托克維爾認為，美國人逐步地教育自己，養成「利他」的美德，因為幫助他人，到最後還是會有利於自己。山水有相逢，在人與人不間斷的利益交換中，幫助他人所得到的善意，一定有回報自己的一天。這種「利己」與「利他」的結合，在經年累月下，變成了美國人的習慣，而成為美國特有的文化。外人一方面看到美國人自私自利，但又同時看到美國人慷慨救濟他人不遺餘力，以為美國人虛偽不協調。但其實這不是矛盾，而是自由、民主的美國所造就的特殊文化。

 

 

相對於這樣的自利精神，就是傳統歐陸社會的「菁英紳士文化」，雖然在美國勢力不如在歐陸，但一樣永遠存在社會裡。這些菁英，認為他們才知道國家社會運行的方向，他們才有能力和資格主導事務的進行和資源的分配，他們才能大公無私，總以眾生苦難為己志，所以他們講道德，講崇高理想，雖然他們不一定永遠言行一致。在21世紀的現在，這派菁英多寄居於民主黨，現在則公然地打出社會主義的旗號。

 

雖然他們都是主張「濟弱扶傾」，但矽谷創業家和社會主義政客還是有本質上的不同。矽谷成功的創業家，不管運氣成分多大，多半相信「個人努力」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一定買單政府沒收個人自由的主張。如果這沒收個人自由和財產的主張，切身地影響到自己和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矽谷的創業家，就一定要和社會主義劃清界線。先不論富人稅的問題，矽谷所仰賴的激勵誘因回饋系統，如股票、選擇權、創投、天使投資人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通通沒有存在的空間，要怎麼叫矽谷的有識之士，對社會主義敞開胸懷呢？這是我說矽谷遲早內戰的原因，也會是民主黨要面臨的挑戰。

 

但PG的推文，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多半對未來悲觀。社會主義的世界如果沒有一個悲觀的未來，人們為甚麼要自願交出權力和資源，給政府用集體力量對抗逆勢？但矽谷成功的創業家，他們卻是天性樂觀的，沒有一個啥事都辦得成的自信，他們如何克服創業的種種困難和挫敗？這也是PG的思考實驗的重點，給這些創業家資源和機會，我們也許可以樂觀地看待人類面臨的挑戰，因為人類創造的科技，可以突破資源的限制，而不用受制於社會主義分配資源「你有我無」的零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