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學運爆發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定性為「動亂」，我遂肯定中共必然會秋後算帳。因此已經無法「見好就收」，除非中共做明顯的讓步。我也認為中共會鎮壓，但是沒有想到是出動野戰軍包圍北京，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坦克出動 中共造假
6月3日晚，接到中資公司一位王姓朋友的電話，告訴我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於6月3日中午從家裡出去買菜後就一去不復返了。這是從北京傳來的捲入學運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第一宗的失蹤消息。第二天我在凌鋒專欄之外用本名給《經濟日報》寫了曹思源在屠殺前就失踪的消息，以免在混亂中說他是被亂槍打死的。文章於6月6日刊出。
夜裡，北京響起槍聲，10點以後電視台報導一批死傷者送入復興醫院的報導，接著其他醫院也有類似消息。那時醫院還比較敢講話，哪裡像後來遇到某些事情就推說不知。這不可能造假，就憑這點，就知道所謂沒有死人，與後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只死了23人是滿口謊言。
凌晨，除了在沙發上打一下瞌睡外，一直開著電視機觀看新聞。然後看到一早北京市民湧到街上，當然繼續被槍殺，使人寒心。下午，再接到那位王姓朋友的電話，告訴我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冒險出去繞了一圈，看到西郊木樨地一排空無一人的軍車被人放火燒了。我們估計木樨地事件是官方所為，用以栽贓給市民，果然後來確是如此。這天，電視還報導坦克從人身上輾壓過去的消息，更使人吃驚。後來我專門求證，的確有朋友的朋友親眼看到那些「肉醬」。
6月4日上午還傳出天安門廣場火燒屍體、焦味四布的消息。我打電話給戴晴，確認她的安全，她告訴我她退黨了。戴厚英那天不在，第二天才通上話。6月4日下午，支聯會在跑馬地馬場召開大會，我雖然有許多稿子要寫，還是出席了。這是我到香港十幾年來第一次進入馬場，不是為了賭錢，而是政治議題。
我寫評論很快，因為以我在中國居住21年的經驗，以及我對中共的認識，所以反應很快。六四前後，我每天的凌鋒專欄有《經濟日報》與《東方日報》，此外，在《經濟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快報》的評論版也用凌鋒與林保華的名字寫較長篇的評論，第二天就可以見報，比副刊小方塊的專欄及時。
香港成為營救大本營
隔了一陣，支聯會參與救援的六四學生與知識分子陸續抵達香港，他們有學運領袖吾爾開希與四通公司負責人萬潤南。第二天我從那位王姓朋友那裡知道了。因為許多人還沒有來到，所以我沒有「獨家」報導這則消息，擔心地下通道被中共堵死而危及其他人的安全。但是隔了幾天，消息還是走漏了。美國一家通訊社刊登了獨家消息。為此，我在6月28日的《明報》寫了篇〈新聞從業員要顧大局〉說：「如果我們搶先發表消息而導致其他民運人士因而無法逃離大陸，甚至在離開前的一剎那而功敗垂成，甚至喪失他們的寶貴生命，不知諸位新聞工作者，心裡會有何感受？」
▲1989年6月4日下午，香港支聯會在跑馬地馬場召開大會，估計有50萬人抗議中共以軍隊鎮壓民運。Getty Images
又隔了一陣，亞洲電視新聞部的戚香蓮打電話給我，說她拿到了嚴家祺的一則聲明，不知真假，問我能否認出他的筆跡？我沒有看過他的字跡，所以推薦她去中文大學找金觀濤。
但是那時逃到了香港的「名人」，港府與支聯會都不願他們曝光，因為中國政府會向港府施壓，使他們很為難。當時港府的第一責任是為他們在國外尋找落腳的地方。當時主要由法國來收容。不過他們後來在法國也出現許多紛擾。
六四爆發時。中國一位游泳選手楊洋正好在香港，他在電視上看到那種屠殺場面，怎麼敢回去，便向港府尋求政治庇護。正在港府為他尋找願意接受的國家時，一位在香港的汪姓海外民運人士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此事，藉以表明這是民運「策反」的功勞。事情一公開，中國政府的壓力就來了，因為香港與中國政府有個協議，在香港逾期居留的中國來客或偷渡客，被捕後第二天就要被遣送回去，中國政府一定得接受。於是中國要求港府遣送逾期居留的楊洋，事情曝光，港府基於人權考慮，更不能遣送回去，於是中國拒絕接收其他偷渡客。當時每天遣送回去的大約有一千人左右，幾天下來，幾千人就把香港全部拘留所與監獄占滿。最後是中國讓步，再度接收這些人，否則香港必然大亂。
當時我在深圳報界的一位胡姓朋友，很崇拜張五常而與我認識了。六四後，張教授也在陳希同的報告中被不點名批判，這位朋友因為也曾經寫文章讚揚教授，緊張之下，到了香港向我求救。當時我認識支聯會成員的郭少棠教授，就找他想辦法，由他介紹到支聯會，後來去了法國。因為他不是北京民運圈裡的人，因此到了法國，被民運人士懷疑是特務。
中共輸出假民運真特務
另一位是鄧樸方康華公司的人，原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也說參與民運逃來香港，找到金觀濤要流亡外國，金觀濤找我，我與他見面，把他也介紹給郭少棠，結果也去了法國。九七後我移民美國，在紐約一次民運會議上，主持人報告我在場，後來我知道這人也在場，為何不來與我這個「救命恩人」打招呼呢？後來從其他朋友那裡聽說他們對他的身分非常懷疑。
讓我清醒的是，某次有人介紹我與一位姓鄧的跛腳人士認識。他說是劉賓雁的朋友，還帶有他抗議六四屠殺在香港報章刊登的廣告，他更帶有一批六四屠殺的血腥照片，那是在報章上沒有見過的。所以開始我也很相信他，他也經過我就認識了一些我們圈內人，因而也到了法國。我後來懷疑他，是因為我向在美國的劉賓雁求證，他說這人僅僅是他在北京組織的寫作班的一個學員而已。他積極與各界人士接觸也使我產生警覺，而他名片上刊登的公司地址，竟然沒有這個公司。這才使我判定他有問題。我趕緊把情況告訴了司徒華。他說，法國那邊也懷疑他了。
後來我到了美國，才進一步知道，借「六四血卡」而取得美國居留權的，就有一些中共有意派進來的。其中在華人做到高層的，並且與各界有廣泛聯繫的一位，我與他也有一面之交的，在陳文英雙面諜事件曝光後突然回到了北京，就此沒有再回到美國。（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