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有國民所得和經濟成長率這些概念之前，人們和政府已長期追求經濟成長，一方面追求更富裕，即每人所得的成長，一方面也追求人口的成長。孟子所談的富庶，就是這兩種成長。然而成長卻會受到資源、技術以及需求的限制，個人和國家追求成長的努力常導致衝突和戰爭，而不一定得到整體長期的成長。現在全球也因這些限制，而較難再快速成長。
學理：成長必遇極限
資源和技術對成長的限制最早的重要分析大概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爾薩斯幼年時聽他父親和友人對人口問題的爭論，即想出了影響人類思想極大的《人口論》，亦即由於土地資源有限，若人口持續成長，每個人能分到的土地及能生產出來的糧食就會逐漸減少，人們若不能節育少生子，最後就會以戰爭、饑荒或瘟疫等方式讓人口大量減少，每人可分到的土地增加，每人產量和所得增加，人口又重新開始成長，直到人口太多時又來一次戰爭或饑荒。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可解釋中國朝代大部分的興亡歷史。中國歷代開朝時多因戰爭使人口大減，因此政府可以授田給人民，每人生產多使得人口可快速成長，因而號稱明君中興。但一個朝代持續多年之後，人口已太多，就無法再授田，人民生活漸苦，皇帝被稱為昏君，最後又再發生戰亂並改朝換代。新朝代開國前幾任皇帝又被視為明君。歷史上的明君、昏君，良臣、劣吏，有很多可能都只是人口循環下的獲利者和代罪羔羊而已。
然而《人口論》是在工業革命後才提出，技術的快速進步使《人口論》似不再發生重要的影響，人們也忽視了人類成長的極限。1960年代羅馬俱樂部由各種資源的限制，提出了人類將面臨成長極限的警告。然而一樣由於技術的進步，以及羅馬俱樂部當初一些資料和預言似不準確，人們選擇性地忽視這種警告。不過，現在由於出現原油和一些自然資源供給不足而漲價的情況，以及水資源的不足，已開始成為不能忽視的限制。
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溫室效應，也可說是一種全球的資源限制，也可能限制了人類的成長。溫室效應相關的宣傳和政治運動雖較早期的羅馬俱樂部成功，但因為各國對自身成長的堅持，以及部分人對技術發展的樂觀，因此即使溫室效應有可能成為成長的限制甚至可能造成大災難，它卻仍非目前全球經濟成長的限制。
財政赤字 快速成長 恐都不利未來成長
全球經濟成長較常見也較被政府關心的乃是需求面的限制：如果增加的生產無法全部賣掉，那生產就難以增加。馬爾薩斯也是最早研究這個問題的大經濟學家，馬克斯更深入分析這個問題，發展出資本主義將會崩潰的理論，而凱因斯理論則簡單而有說服力地說明了需求不足這項限制的原理和重要性。凱因斯觀察到大部分人的行為是不會把增加的所得全部拿來消費，因此當所得持續增加到某個水準之後，人們的總支出就會小於總所得。而依定義，社會的總生產就等於總所得，因此總支出小於總所得即表示有一些產品賣不掉，這一來生產和所得就無法再增加。
這樣的推理很簡化，但卻頗有說服力。由這種凱因斯理論，全球經濟成長到一定程度之後也將難再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不少人相信這種長期停滯理論，但結果世界經濟卻一直成長到現在，其原因除了技術不斷進步之外，也有凱因斯理論中和總體經濟學中的其他因素，特別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持續的財政赤字，以及快速成長所帶來的投資支出。而這三項因素近年的變化都可能不利於未來的成長。
戰後各國經濟和生產快速成長，需求其實有點跟不上來，特別是由日本、四小龍以至中國等國家，皆是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出口的生產並不是配合國內外需求增加而增產，而多半是增產以搶奪本來存在的國外需求。這由全球來看，很容易造成生產過剩或需求不足，從進口國來看則可能造成生產和就業被取代，導致經濟萎縮、失業增加的現象。
但全面的需求不足及成長率低落的現象卻未出現，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美國採取財政赤字和貨幣擴張，以應付其可能面對的失業和景氣問題。這項擴張性政策等於是彌補了全球需求不足的凱因斯政策，而使世界經濟可快速成長。然而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財政赤字已逐漸造成各國債台高築的問題。美元的貶值和金融危機也使其他國家持有美元、美國公債以及其他美國金融資產的意願無法再無限增加。所以全球並不易再靠美國或其他國家的這類赤字來補充不足的需求，以維持快速成長。
新興國家快速成長 能維持全球成長嗎？
戰後人口和經濟快速成長所帶動的大量投資，也彌補另一部分需求的不足。新加入經濟發展的國家不僅要購買大量資本財，也要興建大量公共建設和住宅，因此快速成長帶動的短期投資需求增加很多，可以彌補一部分生產和所得增加得比消費快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問題。依凱因斯的加速原理所得到的這種效果，表示更高速的成長在短期內可以降低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現在有些人希望新興或後進國家的快速成長能代替先進國家的財政赤字，而維持全球的成長。
然而這種看法不只忽視了全球資源的限制，也只看到後進國家成長直接表現的貢獻，而忽視了其他國家既有之生產被後進國家替代掉的代價。後進國家能快速成長的主要原因，是它們藉低工資等因素加入國際競爭，生產較先進國家原本生產的產品出口，而取代了其他國家的生產。以台灣和中國為例，中國的成長雖然大幅增加了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好像對台灣貢獻很大，但實際上中國這些原料零組件和資本財的進口，許多是用來加工後再出口並取代我國原來生產的其他產品。把這替代扣掉，中國或開發中國家成長對台灣和全世界的貢獻就會變小很多。
而目前開發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已有能力替代較先進國家的較高階產品，後進和先進國家的生產由偏向分工走向競爭，因此後進國家成長增加對先進國家產品需求的可能貢獻更相對減少，卻因產品的替代而帶給先進國家更大的失業等調整成本。而各國政府卻因負債已經太多而不易藉財政彌補不足的需求，及應付失業等調整成本。所以，後進國家快速成長為全球製造的問題可能比解決的問題還多。
全球資源、政府負債以及需求不足等因素，限制了全球的快速成長，而目前也似看不到有甚麼技術進步可以大幅降低資源限制及增加需求，因此全球成長趨緩的可能性甚大。
其實包括我國在內，許多國家的每人所得早已可讓人民過很幸福的生活，各國若能放棄軍事和政治的競爭，而致力於分配的平均化，人類社會並不需要一直有快速成長。再由全球生態和自然資源的限制來看，人類的經濟和人口也都不該再快速成長。所以面對上述全球成長可能趨緩的因素，全球的對策應是如何降低人口成長率並在低成長中追求更大更普遍的幸福，而不是國際間資源和成長率的相互爭奪，也不是長期以來藉財政赤字、金融擴張和泡沫經濟來提高短期經濟成長率，並造成未來更多的問題。
陳博志
作者為前經建會主委、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暨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為台灣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