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当时张五常教授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应该是不但写文章鼓吹「出卖国土」，1986年6月25日在《信报》的「论衡」专栏写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而且同时到深圳市政府演讲「出卖国土」的好处，以解决中国改革开放所缺乏的资金；他还详述土地转让的细节规则。为了避免出卖国土而被视为「汉奸」，我有建议教授向中国提出学习香港出卖官地的99年期。所以后来他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只出售经营权，以避免触犯中国的宪法。当时会议的主持人就是后来出任副市长的王炬，不幸后来他成为贪官。
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举行「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首次公开拍卖」的活动，其实岂止是深圳，而是全国的首次公开拍卖，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有去与会，并与身为深圳副市长的深港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会长朱悦宁打招呼。后来胡菊人、陆铿主办的《百姓》半月刊邀我写一篇，我就以「周怀」的老笔名写了〈拍卖官地──中国经济的里程碑〉，在12月中旬出版的该刊刊出，详细叙述拍卖的理论与实践。因为是首次拍卖，所以内部都做了详细安排，等于内定。
贪官拍卖国土 获取暴利
经过这次突破，以后拍卖官地成为常态。中国现在很多贪官，都是因为他们掌握国有土地而在土地交易中获取暴利，他们真要感谢张五常也。一笑。
当时对中国的经改争议很多，我们私底下在闲谈中也谈论一些议题。例如从经改开始，当时说法是从中国「走资」开始，贪污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张五常认为这不是坏事，过去中共的统治铁板一块，奈何它不得，如今贪污现象的出现，松动了它的统治；甚至就像润滑剂那样，可以提高它的经济发展效益。后来中国的一些人将它发展为「贪污有益论」，自是一种扭曲。
这个议题，也引伸到他认为让共产党员看到经济改革的利益，他们情愿做生意了，就可以不去管政治了而让别人管。但就是不知道共产党要多少经济利益才愿意放弃他们的政治权力。一直到了六四以后，他才看出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共产党不但要经济上的利益，政治上的好处也不放弃。其实这就是共产党的贪婪本性，也是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力的原因。
另外，张教授从自由经济的角度，反对对经济与金融的管制措施，认为这将衍生贪污行为，也就是权力带来的腐败。这点至今却未有被中国官方所接受，因为挡了他们的财路。
▲产权专家张五常信奉自由经济、私有化。Fotolia
张五常在中国的影响力
我在港大的工作，除了随张五常到国内考察，随时提供中国的有关信息与看他的稿子外，就是协助他与中国的经济学界接触。他是产权专家，他的交易费用理论也很著名，所以许多中国的年轻学者常常写信给他，或者路经香港来拜访他，著名的有张维迎、华生、曹思源等，现在在美国的赵穗生则来过信。再就是我们邀请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来香港讲课，先后有杨培新、厉以宁、董辅礽等。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还很贫穷，厉以宁、杨培新的讲学费用，以及在香港的稿费，都由我暂时保管。
为了让张五常的理论能够在中国传播，在杨培新与厉以宁于港大讲学期间，以他为主，与杨培新合写〈解决中国金融财政困难的十个建议〉，与厉以宁合写〈关于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些建议〉。分别在1988年与1989年在香港报章发表。由于「私有化」在当时还是忌讳的话题，所以话题放在承包制与股份制上。
我们访问北京时还认识了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当时金观涛有「青年导师」之称，也编有《走向未来丛书》（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是其中一位编委），有意帮张五常教授出文集，但是碍于有些内容在中国过不了关，例如《卖桔者言》中〈向港英致敬〉那一篇。对这些「删除」，张五常也都抱着理解与宽容的心情，默认但假装不知道。目的只是想让中国的年轻人多接受他的思想、正确认识世界。
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很保守，张五常的产权理论被中国官方诠释为「私有化」而颇有敌意。但是他不顾这一点，热情接待中国的年轻朋友，希望他们能为中国的未来贡献他们的才华。
一些在中国学经济而在香港新华社与中资企业工作的年轻朋友，也很想见他，有的就来做他的助理研究员，例如原来在华润工作的王建国与在新华社工作的高海燕。他们协助张五常到国内进行参访做了许多工作。
张五常对中国国内出现引发热议的新理论，都回以「在美国，某某年就有了」。他最欣赏而认为有成就的，是杨小凯。
与杨小凯的几次缘分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文革初期以一位中学生的身分写了〈中国到何处去〉而知名，也因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的赏识与推荐，从武汉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卓有成就。但是他在理念上倒是与张五常更为接近。
1986年夏天，杨小凯作为留美中国学者所组织的经济学会会长，路过香港，《争鸣》杂志总编辑温辉请他吃饭，因为我是《争鸣》的专栏作者，所以邀我作陪。饭后我与他继续聊天，他很敬仰张五常教授有关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理论。不过当时张五常不在香港，我送了他教授的两本着作《卖桔者言》与《中国的前途》。他回美国后，就与张五常联络，并且提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若干问题，希望张五常答复，刊登于当时在美国由杜念中主编的《知识分子》杂志，收录在《再论中国》里。但是我与杜念中见面，却在十几年后我移民美国回到台湾观光时，他请我在凯悦饭店吃自助餐，那是当时相当高档的自助餐。
杨小凯回美国后，介绍过于大海路经香港时来看望张五常教授。杨与于都是非常关心中国政治议题的经济学者。没有想到的却是于大海后来居然出任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社长。
1988年底，香港大学邀请杨小凯做短期的访问学者。圣诞节他在香港没有亲友，所以平安夜我邀请他到我家吃饭。我与太太都不谙烹煮，所以去外面买了一套色拉与火鸡。他说起第一晚在港大招待所睡觉时，居然做了回到中国的噩梦，把他惊醒。可见共产党的残暴统治在我们这一代人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
1990年代，杨小凯也应邀到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间比较长，我有参加他们「海归」之间的一些聚会。我移民美国后，他正好在波士顿，也见了几面，还到过纽约我的家里。不幸，他过早的在2004年因为癌症在澳洲家里去世，这是经济学界，尤其是华裔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政经改革的重大损失。（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