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破門事件》台灣,你要選擇怎樣的未來?

涂豐恩

看了昨天的破門新聞,第一時間是氣憤難平,實在難以相信到了今天,還會發生這樣的事。冷靜下來之後,心中浮現出來的念頭,卻是要更加努力用功,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因為再過不久,台灣或許就會變成一個你不想回去的、陌生的地方了。(但願不會是不敢、或不能回去,那就太糟了。)

這麼說絕對不是情緒性的說法,那是因為這件事情真的很糟糕。

事件發生後,馬上就有人出來「澄清」,說破門的不是警察或國安人員,而是飯店人員。這種說詞只是混淆視聽而已。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再清楚不過,影片都已經在網路上。如果不是中國官員來訪,一般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就像有人戲謔地說,當年吳育昇當年去薇閣的時候,難道有登記兩人的名字嗎?如果這沒有國安人員介入,而是由飯店方面所執行,那就更讓人憂慮。因為這表示,面對威權體制造訪,台灣的國家機器還不用出手,民間就已經自我審查、自我戒嚴了。

回顧歷史,六年之前,陳雲林來台,警方與民眾也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當時只以為需要保持警覺,總還覺得政權轉換不久,兩岸關係也在調整中,若是台灣公民社會能維持她的能量,掌權者或許還會節制,而情況總不致於變得太糟。

但是我錯了。

六年來的發展,加深了悲觀。過去幾個月,我們看到了一個麻木不仁的政府,對於民意充耳不聞。我們也看到了,警察在處理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執法過當(無論是有意或是無意),卻未曾對此做出任何檢討,媒體也不曾追究。曾經鑽研自由主義的學者,成了政治人物後,更是搖身一變,彷彿全忘記了自己說過的話

然後我們就走到了這一天。一個你安坐在飯店房間中,卻會被人破門而入的日子。

未來還會變得多壞?我不敢說。這已經不是滑坡論證,而是情勢惡化的速度,比任何想像中的滑坡都還要陡。

但如果台灣的人民,還是選擇讓兩岸的政經權貴聯手統治,奢望他們在把肉吃光後,能分一些骨頭出來;還是寧可犧牲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換取虛幻的經濟發展前景。那等於是肯認了人們對這些破壞人權的事情,都無所謂;等於肯認了他們這麼做的正當性。那威權體制捲土重來,並不是不可能。或許,它其實並沒有離我們真的很遠──想想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那尊巨大的人像,和矗立在北韓的金正日塑像,差別有很大嗎?

(而我說虛幻的經濟發展,是因為2013年的台灣薪資成長,位居亞洲最後一名,比平均薪資更高的新加坡、南韓、香港,都還要低。這證明了目前一路以來的經濟政策早就需要檢討。)


出自https://www.facebook.com/nikkeiasianreview

 

那不是一個我想要的狀況,可能也是許多人不想看見的結局。如果真的發生了,我自認還有能力選擇離去,但有多少人想走而走不開的呢?

我曾經花了一些時間,閱讀韓國當年被日本併吞的過程,先是資本進來,接著掌握媒體,最後掌握政權。韓國人哭天喊地再大聲,也不會有人聽到,聽到了也不在意。我不認為歷史會一模一樣的重演,也不希望它重演──預測未來不是我寫作該文的初衷。但我對台灣的未來的確感到悲觀,用英文來說,未來像是一場uphill battle,我們位居劣勢,時間彷彿不站在我們這一邊。而看的越多國際間對台灣情勢的討論,只會感覺越來越沒有希望而已。

只是,我雖然悲觀,卻還沒有絕望。

我在東亞系讀書,剛開始要說自己研究台灣,總覺得不知道如何解釋。比起中國、日本這些傳統大國,或是經濟實力快速崛起的南韓,又或是西藏、蒙古等擁有獨特文化的地方,台灣到底有什麼好研究的?我常常想著這個問題。

隨著這幾年的思考、閱讀,我的心中也逐漸形成了一些答案。我會說,因為台灣的身世的確很複雜、很特別、也很迷人。

如果碰到一個紐約人,我會對他說:十七世紀的時候,來到北美洲的有一群荷蘭人,他們用西印度公司之名,從原住民手中,獲取了一座名叫曼哈頓的島嶼,並在此地建立起了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後來這塊土地轉手給了英國人,新阿姆斯特丹也就變成了新約克,就是今天的紐約(New York)。而你知道嗎,同一時間,有另外一群荷蘭人,用東印度公司的名義,航向了世界的另外一端,他們除了把今天印尼的雅加達當成據點,把日本長崎當成航線的終點,他們還曾經到過一座島嶼,叫做台灣。在大航海的時代,這些地方全都連在一起。


新阿姆斯特丹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Amsterdam#mediaviewer/File:GezichtOpNieuwAmsterdam.jpg

如果碰到一個韓國人(南韓),我會對他說,這兩個地方有何類似的身世:都曾經被日本殖民;在二次大戰後,都經歷國家分裂的狀態,然後又都變成了冷戰局勢中美國的旗子;我們都經歷長時間的威權體制,又何其巧合地在八零年代末期,開始同步邁向民主化。

如果碰到一個愛爾蘭人,我會對他說,台灣和愛爾蘭一樣,花了很長的時間在追求自由與獨立。1907年,台灣的知識份子林獻堂在日本見到他的偶像梁啟超,他向梁求救,希望中國協助台灣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解脫出來,梁坦白地說,中國自己問題已經應接不暇,台灣人只能自立自強,自求多福,但當時,梁啟超就曾經建議林獻堂好好認識愛爾蘭的歷史,看他們是如何與大英帝國周旋,追求自治。

如果碰到一個南非人,我會對他說,南非有一個在20世紀支持種族隔離、把曼德拉關進監獄的政權,有一個殘酷的獨裁總統,叫做波塔。而他所屬的政黨,真巧,也叫做「國民黨(National Party)」。波塔還曾經造訪台灣,並被當時的台灣媒體譽為自由民主的夥伴。

如果碰到一個烏克蘭人,我會說,我們都面臨著身旁一個擴張的強權,他們都有很強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但國家內部都有嚴重的人權問題。如果碰到太平洋島國的人,我會說,我們也是島民,儘管今天這座島上的人,對於海洋有些陌生。如果碰到一個巴拿馬人,我會說台灣跟巴拿馬的邦交關係,居然可以上溯到清朝末年。如果碰到了香港人、澳門人,那更有無數可以分享的話題了。

當我們把台灣放進世界歷史的視野之中,我看見的不是一座孤立的島嶼,而是無數的共鳴與連結。──這是我一直想書寫的課題,一個以台灣為起點的世界史。

當有些人總是明示暗示,台灣這麼小,中國這麼大,當然應該要選擇大的。我們回答,你們還沒看見外頭有一個更廣袤的世界,而我們可以選擇做一個世界公民。如何讓更多台灣人看見那個世界,又如何將台灣獨特的歷史經驗,貢獻給人類的整體智慧。關於這些,我們還有太多事情可做、要做,可還不是絕望的時候。

如果歷史聽起來太遙遠,那讓我們談談現實吧。

這陣子老是有人要我們「認清現實」,他們言之鑿鑿,意思不外乎是要說,台灣只有一條路可以走,沒有其他選擇。

可是他們錯了。

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的發展並沒有絕對的方向。所謂的歷史,其實是許許多多的瞬間所累積而成的。而每一個瞬間,都可能把歷史帶往截然不同的結局。有人說歷史像風,風向的改變永遠讓人捉摸不定。

三十年前,恐怕沒有人能想像有一天台灣人可以高聲批評總統,可以直呼總統名諱,還可以對總統丟鞋──或許連曾經反對過總統全民直選的總統本人都想不到。但它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換句話說,從歷史中我們學到的是,未來其實充滿無限可能,沒有人能夠預測,它可能很壞,也可能很好。所以我們不用絕望。

再說一下現實吧。現實就是,面對公理的問題,有人會轉過頭去,噤聲不語,有人會選擇伸張正義。 現實就是,面對威脅與利誘,有人選擇卑躬屈膝,有人卻能堅持下去。

問題只在於,在權力面前,你要站著還是跪著。

而我們看見越來越多人選擇站著。從台灣、到澳門,到香港,還有許多其他地方。他們站著,不是為了別的,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自由、民主和人權很重要。站著的人當然應該聯手。有人說,站著的人多了,站著就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許多中國的學者與知識份子,也都知道為了中國的未來,一個對人權有保障的憲政民主,一個透明開放受到切實監督的政府體制,一個開放的言論市場,一個對於少數有所保障的社會,才是值得追求的方向。每天在中國的微博上,論壇上,報章雜誌上,有著無數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在那樣一個廣袤的國家,民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是不可能的。

上海復旦大學的教授、中國頂尖的歷史學者葛兆光先生,曾經講過這麼一件事。這幾年來他不斷從學術的角度批評中國內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甚至曾經在受訪時表示:「不要輕易說某某地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有一回他去演講,突然被台下觀眾問到,說你老是這麼說,那我們到底可以認同什麼?葛先生楞了一下,回答他說:認同制度。

認同制度,我想那指的是,一種重視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的制度,不會隨意侵犯他人的制度,對人有所保障的制度。認同制度,而不是擁抱哪個虛幻的國族符號。然後我們會知道,兩岸之間的問題,不是統一或不統一,而是要不要繼續我們的民主和自由。

台灣還有選擇自己未來的機會,也許這樣的機會在流失,在變小,但它依然存在。當未來在我們手上,我們就有責任去想清楚,到底要讓台灣走向何方。

(本文僅代表作者之意見與立場)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HISTOPOLITAN」,2014年6月26日,作者涂豐恩為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學程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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