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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不到半年來發生的「12跳」問題，其實很大一部分是重新跳出中國由來已久的「農民工」問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志柔，是台灣少數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專家。對於富士康的問題自然有其深入的見解。

富士康的「宿舍體制」管理

陳志柔首先談到一般外界指責的富士康是血汗工廠、有勞動管理問題等焦點，他認為，工人會跳樓，其實是一種心理壓力、社會疏離，是「社會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工人回到宿舍，一起住的人跟他沒甚麼關係，沒有辦法建立個人社會網絡或社會支持系統，他在很機械化管理場域中。我認為問題在這邊。」

陳志柔表示，目前看到對富士康的批評包括工時高、工資低等，可是相對來講，比起其他外資工廠、私營企業，並沒有大差異。

富士康員工近3個月連續的自殺事件的確比華為、台達電，或比其他任何勞力密集的企業都多。陳志柔認為如果要歸咎到管理方式的問題，就要看富士康和別人有甚麼不一樣。他分析富士康所謂的「管理特別嚴格」，是因為「員工像部隊一樣龐大」，且「大多數住校」，也就是員工住宿舍者眾多，不像有些中小企業工廠工人，有很多可以住在外面。這樣的管理特質，讓工人下班以後沒有辦法建立私人社交生活。陳志柔認為這對一個人來說壓力是很大的：「制度運作到最後，人變成小螺絲釘，沒有喘氣空間。如果多數工人到外面住，他們精神壓力就沒那麼大，他有他的同鄉、朋友網絡。當然，這樣富士康的管理可能成本會高很多，且在廠住宿的工人根本負擔不起在外租屋的生活費。」

背後的「社會問題」才是關鍵

然而，陳志柔認為富士康的「宿舍體制」管理問題，其實是導因於中國的社會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城鄉二元制」。這種將中國城鎮和鄉村戶籍嚴格二分的管制，使得農民工這種暫時性的流動人口，無法搬到城市附近去落地生根。

陳志柔說：「工人為甚麼住宿舍？因為工廠外面沒有家，工人不是喜歡住宿舍，因為經濟弱勢、社會區隔，工人才別無選擇住宿舍。」如果是正常的開發中國家，其實離鄉的工人可以選擇搬到大都市附近鄉鎮去居住，例如台灣雲林的人搬到台北縣三重市。但中國的制度讓農民工無法做長久性的流動，所以不得不住宿舍。

陳志柔認為富士康只是因為它面對這種流動來的農民工，將之軍事化地管理到宿舍裡去，所以壓迫到精神生活，當然會出問題。但是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

根深蒂固的「城鄉二元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