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14日，網上看到羅海星病逝的消息，吃了一驚，他怎麼比我早走了？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們有接觸，也有共同的命運，因此在深表哀悼時，也必須為他寫些甚麼，以誌紀念。
參與黃雀行動 羅海星被捕
最近「80後」成為香港極為熱門的話題，香港年輕人雖因為支聯會的「不想回憶，未敢忘記」而傳承六四歷史。但是作為六四一個插曲的羅海星事件，年輕人知道的恐怕已經不多了。因為這個敏感問題，連當事人都不想多提了，尤其在現在環境之下。而我現在作為中國的「化外之民」，不妨寫一下。
海星是因為參與六四後香港的「黃雀行動」（編註：六四發生，營救六四領袖行動的代稱），營救王軍濤與陳子明時被捕，判刑5年。後來中國為打破外交孤立，邀請英國首相馬卓安訪問中國時，作為「禮物」，提前3年假釋。當時為營救王軍濤被捕的，還有劉丹紅。劉到美國後，著有《情義無價》，講述她所知道的情況。這是後話。
海星的父親羅孚（羅承勳）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公開職務是《大公報》副總編輯與《新晚報》總編輯（兩報一家，都是中共黨報）。羅孚是中共在香港的統戰老手，因為統戰的需要，身段很軟，與各界「資產階級」人士多有交往，甚至美國駐港機構。但也因此惹禍上身，1982年被北京騙回廣州政協開會時，以「美國間諜」為名將他逮捕。類似故事在文革期間太多了，所以現在搞統戰必須「寧左勿右」，才可以保住自己。
黨內傾軋 羅孚被冤
羅孚被捕後，我曾經在《星島晚報》寫了一篇文章，感嘆為他仗義執言的反而是香港的右派文人，左派文人則噤聲。而根據報社內朋友傳出來的消息，當時揭發羅孚最積極的，是羅孚一手培養的接班人，現在出任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曾德成（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兄弟土共），使他們非常寒心。當時主持羅孚案的是負責華僑與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國民黨左派元老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後來大概發現是一場冤假錯案，然而當時處在中國要收回香港的敏感時刻，對港人信心會有很大衝擊，所以判他10年徒刑，卻在判刑一年後對他「假釋」出獄，但又不讓他回香港而待在北京，避免與香港人接觸。
我與羅海星第一次見面，是在1988年9月21日。那時我陪同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中國譯弗里德曼，香港譯佛利民）與張五常教授訪問中國，住在釣魚台國賓館；那天下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剛接見完我們。晚飯後回到賓館，張教授接到電話，對我說，我們（不包括傅利曼夫婦）現在去見方勵之。當時方勵之已經是中共監管對象，釣魚台賓館電話肯定被監聽，我有顧慮，然而老闆（編註：指張五常，當時林保華先生在他研究室任職）興致很高，我只好答應陪他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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